中国的真正挑战 不在国外在国内(组图)

万维读者网记者上官天乙综合报道：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指出，美国政府正在着手打入中国第三产业，渗透中国社会基层。中国真正的挑战不是眼前，而是未来5-10年；真正的难题不是国际和周边局势，而是内部的体制变革和社会生态；真正的威胁不是军事冲突，而是金融、社会、网络、外交等非军事麻烦。

文章建议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国内体制机制完善和经济社会再造。

新华网7月31日旋即转载了这篇题为“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的文章。作者袁鹏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现任国安部长耿惠昌曾在九十年代初担任该机构前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负责人。

袁鹏认为，中美目前的博弈只是序曲，真正的战略较量还在后头。未来3-5年，将是各主要大国脱困疗伤的关键期。5年以后美欧诸国渡过难关，对中国的战略冲击才能真正展开。

目前美国也将更多利用非军事手段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进程，获取战略实利，实现国力重振，确保霸权地位。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重在实现有利于美国主导的亚太格局的再平衡，而非同中国的全面对抗；重在利用中国同相关国家的主权矛盾尽快完成新一轮亚太战略布局，而非过早卷入同中国的军事冲突。

其主要手法包括：以人民币汇率为突破口、以金融保险市场开放为阶段性目标，全面打入中国第三产业，以期在掌控中国发展命脉的同时牟取巨大经济金融利益；以“网络自由”为旗号，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以强化同盟国关系、提升伙伴关系、分化离间中国同朝、巴、缅关系、重启美俄关系等方式，压缩中国崛起的战略空间；以“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问题为抓手，推进相关对话、制定相关准则，以期实质性弱化中国在上述领域对美的战略挑战。

（图：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是中国现行的五大宗教，而佛教、道教等中国传统宗教的复苏是中国“宗教现象”的一大特色。调查认为，中国宗教信徒增多与现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关，同时，新形势下新涌现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也是宗教复活的一大因素。）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说，袁鹏文章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和争议。一般认为，他的分析有有两种可能的解读，一是所谓西方灭我之心不死，绷紧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神经，排外恐外。

另一种可能的解读是，既然西方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突破点“改变”中国，则中国应以“法治、信仰自由、政治自由、言论开放和社会正义”为目标，进行稳妥有效的社会政治改革，转向国内体制机制完善和经济社会再造。

就在上述文章发表的前一天，据BBC中文网报道，美国国务院在30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责埃及、中国和一些欧盟国家侵害宗教自由。报告说，在转变期，一些社会中的宗教少数派的权利成为突出问题，宗教自由被压制会加剧社会紧张。

报告还说，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和保护在2011年恶化。特别是在藏传佛教寺院，宗教活动受到更多限制。

（中国否认在西藏限制宗教自由，称是合法管理）

中国官方新华社当即回击，说是对中国等国的宗教状况“妄加评论”，是“不顾中国的宗教现状，主要以海外媒体有偏见的报道或一些反华组织提供的歪曲报告为依据”。并辩护说，中国政府在西藏和新疆的所作所为是“合法进行宗教管理和为维护西藏、新疆等地社会稳定和国家领土完整而采取的正义举措”。

新华社还表示中国历来反对“美国等西方势力企图借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戴维•皮林3月26日文章指出，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其实是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最重要的功绩之一就是，让整个国家体制不再围绕一个权倾一世、让人们狂热崇拜的政治强人运转。

邓小平当然也握有很大权力，但他不像毛泽东。邓小平对个人崇拜非常警惕。上世纪90年代初继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权力比邓小平更弱。而缺乏个性、有些刻板的中国现任领导人胡锦涛，比前几任的权力都更小。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建立了一种集体领导制，上层精英们通过寻求共识来执政。这一体制的顶层是由9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一层是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美国报告：在中国的藏传佛教寺院宗教活动受到更多限制）

文章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有让公众表达意见的场所。中共领导人对针对腐败、污染、官员不称职和社会不公之类问题的批评非常敏感——如今这些批评之声还主要集中在网络上。中共有时会选择压制异见，尤其是当批评声音对中共自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时。但对公众围绕其它问题——比如大连兴建石化厂或温州高铁事故——发出的不满声音，中共却可能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包容。

不过中国共产党实在太大太复杂，很难始终保持统一口径。薄熙来事件就是一个见证。再比如在2010年，中国体制内的一些力量（包括一些前军队将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强硬立场，危及到中国多年“微笑外交”的成果。

对共识的挑战也来自中共党外。随着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部分人群开始积极以行动问责一些社会问题，从核电站选址，到一些地方官员的不称职。甚至在农村，人们也开始更多地反抗党内腐败，最知名的就是广东省乌坎村。

而眼下正值党内为十年一度的换届做准备，中国经济也面临从投资导向转向消费导向的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