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北京暴雨过后已经迎来晴天丽日，而围绕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应对突发遭难时的处置不力展开的讨论仍热度不减。为应对汹涌而至的质疑，北京市国土资源现已发布新增的196个地质灾害隐患点，郭金龙也指明要举全市之力抓好抢险救灾的善后工作，但面对上级的“不满”，郭金龙显得有点疲软。
据中央和地方各大主流媒体反映，暴雨发生后，北京市主要领导人并未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害发生现场，对交通、防汛部门的调度工作也瑕疵毕现。这样的“缺位”和交通治理混乱，也直接导致了中央部委对北京市政府的不满。从舆论反响来看，不少民众和媒体将矛头指向了北京的城市规划、排水设施建设和暴雨灾害预警等。作为北京市的“一把手”，郭金龙自然难辞其咎。灾难发生后，郭金龙虽然深入重灾区检查指导救灾善后工作、看望受灾群众外，还牵头加入到了抗灾捐款的行列中。然而在外界看来，郭金龙此一系列“分内事”不免被扣上“为保全乌纱帽奔走”的意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经过“7•21”特大暴雨冲刷后，北京市政府虽然一再强调要按照首都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已达到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建设解决北京防汛排涝问题的目的。但当气象局再次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报”、北京或将再度迎来强降雨的时候，几十组人自发形成的“勘察队”却并未在北京市各大主要路段和重灾区看到领导人的身影。这与各大主流媒体此前的反映基本一致。
7月27日，郭金龙在灾害发生后的第七天到达重灾区房山区检查指导救灾善后工作，与北京市其他领导集体向遇难者致哀。同时在北京市举行的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郭金龙也强调“在下一步的防汛工作中，要确保不出现新的伤亡事故”，并称“这是一项硬任务”。作为北京市一把手，此类致哀和安抚民心的作为自然不可或缺，但对普通民众来说，“身教”远远比“言传”重要。也就是说，北京市政府一再重申要加强防汛力度，避免再次给民众生命财产带来威胁，但各类允诺却未能迅速落到实处。做到与说到之间的落差，也是北京暴雨发生数天后，中共中央变相警告和民众不满情绪仍在接连不断到来的主要原因所在。
而北京市政府被指处置不力之前，中央震怒和民众不满主要基于各类技术问题托词。北京暴雨发生当天，气象部门启动了最高级别应急响应，一天连发5次预警。虽然暴雨之前北京市已经安插了防汛部门、交管部门、119消防指挥中心及千余名安全员随时待命，但当处于危机关头的民众试图通过拨打急救电话寻求帮助时，110、120、119等急救平台已经因承担不了瞬间膨胀起来的用户量而几近瘫痪，致使部分民众只能通过微博平台发布求救信息。而同样的瘫痪情况也发生在暴雨当天向社会发布气象预警信息的紧急关头。
随着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入京消息的传出，渐渐淡出公众视线的上海“11•15”静安大火再次被当做北京暴雨的“参照系”提了出来。而围绕两者展开的讨论，最终还是落到了对郭金龙和俞正声的讨论上。其一，在应急救援方面，上海市应急联动中心、消防局紧急在大火发生后的紧急出动，与北京市的“救援迟缓”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二，在信息透明方面，造成至少58人遇难的上海大火，官方之所以没有公布遇难者名单是应家属之需，而北京暴雨的遇难者名单则是在中共党报和舆论的“千唿万唤”后才得以公之于众。
此外，中央层面截然不同的表态，也被外界看作是对俞和郭发出的间接褒贬。如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代言”中央对上海消防工作大加赞赏，在北京暴雨问题上，代表中共发声的党报官媒则并未过多渲染“后期救援的胜利”，反倒出现了诸如《人民日报》对政府信息不透明的埋怨以及官媒“很难对北京市政府应对这场暴雨的表现做‘好’或‘不好’的简单评价”等批评声音。
这场被形容为“不该发生的、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致使77人遇难，是全北京的悲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污点。消防、警察、急救等国家机器在面对一个并不复杂的情势时的无可奈何，也表明了现有制度的缺陷。而担当着政策决策者的郭金龙，可谓两面夹击，一方面是来自中央层面的“警告”，另一方面是民众的不满。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很轻易地便将郭金龙带领下的北京市政府拖入到了舆论危机的风头浪尖。
抛开对郭金龙的评价，在应对北京暴雨这一问题上，不管是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第一要义的主流媒体舆论场，还是更接地气、参杂着主观情绪的民间舆论场，两者似乎正在逐渐打通此前被看做是“不可逾越的”阻隔。如《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以“参与、沟通、记录时代”三个词作为自我介绍，且自开通微博以来陆续发出平民化的声音，恰恰暗示了主流媒体话语方式的转变。对郭金龙的个人评价或将随着北京暴雨热度的降低而渐渐销声，但两个舆论场之间的罕见交合或将在往后的灾难面前发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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