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存亡之际 李克强的枕边书谈革命不可避免

　　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经济学家罗小朋指出，温家宝在

其任期的最后两年，以中共领导人前所未有的方式，对中共党天下的危机发出了警告，对执迷不悟的胡锦涛和其他中共寡头，温宣示了与之决裂的态度。他应该知道，他想撇清自己是徒劳的，且有大言惑众之嫌。但毫无疑问的是，温对空喊话的政治游戏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中共党天下的危机，已临近生死存亡之际。

       在“中共18大与党天下的总理难题”一节中，他详细对比了李克强与前任中共领导人在知识结构、交友层次和底层经历等等方面的异同，

　　罗小朋说，在这个意义上，即将执政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比胡温要幸运许多。虽然他们也必须谨言慎行，但互联网技术整个改变了中国所有人生活的信息和知识环境，同时，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交往自由也比胡温要大许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高干子弟进入最高领导层。他们一向有交往自由的特权，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他们很难不让别人也比较自由地交往。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罗小朋得知，李克强去年读了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一部重要着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震惊，也十分兴奋，因为这件事传递了许多重要信息。首先，这说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仅知道治国该读什么书，而且敢读这些书，甚至不怕别人知道他们在读这些书。这是一个飞跃，说明元老一代离去后，中共领导人的素养正在走出低谷.其实胡锦涛并不是不知道需要搞社会改革，但他根本没有能力做这件事。因此，指责胡锦涛不作为也有点不厚道，因为你不能指责一个无能的人不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胡犯了和赵同样的错误，就是接下了自己本不该接的位子，”罗小朋说：

　　「李克强读大革命这本书还说明，虽然新一届领导人比胡温更有治国能力，但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是比胡温严峻得多的挑战，在他们的任期内，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现实可能。胡锦涛刚性维稳的结果，是把一个空前爆炸性的局面交给了习李。如果说一年以前许多精英对中国爆发革命的现实可能性还存有怀疑，在阿拉伯之春之后，这种怀疑已不复存在。相反，对革命的恐惧和忧虑开始在中国精英中流行。我们已经从民间精英中看到了这种迹象。韩寒年底前发表的三篇博文，萧翰对社会革命概念的批判以及六四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周舵的长文对“民粹民主”的批判，都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大革命幽灵的影子。而李克强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表明这个幽灵也正在中南海里徘徊。」

　　罗小朋指出，此书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法国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导致法国大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尽管法国的历史和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但此书的读者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临近革命的法国与当今的中国有太多相似之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由于人性相同，中央集权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和精神时尚的后果是相同的，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哪个民族和国家，都逃脱不了中央集权内生的逻辑。

　　「对我来说，托克维尔揭示的中央集权的财政逻辑、行政逻辑和社会逻辑，极其令人震撼，因为它和94年税改以后中国的演变逻辑非常相似。这种演变的逻辑起点是中央随意地，无节制地增加税收，而且当年法国的增税和朱镕基94年税改一样，是由“秘密决议来确定。这样，直接税逐年增长，而人们却事先听不到任何风声。”(见该书92年版72页)中央政府无节制地增加收入，必然后果是行政机构无序膨胀。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新机构，只盘剥和瓜分收入，却不提供服务。于是，卖官鬻爵盛行，这在当年的法国是公开的，而在当今的中国则是公开的秘密。中央政府疯狂敛财的必然结果，是侵害所有自治机构和个人权利，分化社会，窒息自由。这首先是因为中央集权不可能做到税负公平，而只可能把最重的税负，加之于最穷和最弱势的群体，也就是加到农民身上。临近革命的法国如此，94年以后的中国也一样。这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在一个存在市场和各种特权的社会，中央集权的财税体制之所以会催生革命，最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特权的扩大，更在于特权与责任日益分离。这正是94年税改后我们在中国看到的趋势。在这种财税体制下，享有特权的人一方面有更多机会捞取钱财，另一方面却没有动力，也没有权力去做好事，去维系特权者和弱势者之间的道德依存，从而使社会各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全面走向隔离，也就是出现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原子化”。」

　　虽然罗小朋并没有得出甚至支持“中国在劫难逃，必将发生一场大革命”的结论，但他指出，如果中国精英不能够认真对待这种现实的可能性，不能从托克维尔深邃的思想中学到最重要的东西，中国确实很可能发生一场破坏力极大的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