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印象中，中宣部长被视作一个高风险职位。其实，“高风险”是在中共建政、毛泽东高度重视“笔桿子”，将之视作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两桿子”之一的时段。此前的中宣部长，并无这一让人谈虎色变的名声。
中共建政之后的中宣部长，下场好的实在是没几个。
首任中宣部长是陆定一，1952年交给了习仲勛。习仲勛因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从此便暗无天日，“文革”中更深陷牢狱之灾。
习仲勛倒霉之前，中宣部长位置已交还给陆定一，“文革”开始，毛泽东把陆定一掌管的中宣部称为“阎王殿”，陆定一锒铛入狱。
被毛泽东点名上调中央的陶铸接任中宣部长，没出半年，得罪了江青，江青说动了毛泽东，陶铸的下场与刘少奇一样悽惨。
“文革”中没有中宣部，也就没有中宣部长，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扮演类似角色的是姚文元。1976年，他随江青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文革”结束后中宣部恢复，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出任部长。但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坐了14个月，便因追随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被邓小平赶走。张平化被降级使用一段时间，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养老。
张平化下台后，胡耀邦接任中宣部长。胡耀邦的遭遇大起大落，虽然不是在中宣部长位置上招祸，但讲迷信的人，还是会将他的厄运归结为中宣部长这个职务谁沾上谁倒楣。
接替胡耀邦当中宣部长的是王任重，此人也有相当“左”的往昔，邓小平并不喜欢，但相比于张平化，王任重离开中宣部后的仕途算是顺畅了，先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寿终正寝。
王任重的继任人是着名左派领袖邓力群。人们甚至奇怪，此人居然这麽晚才当上中宣部长。他对邓小平改革政策不满，反调唱得邓小平心烦，最终同意胡耀邦的意见，在邓力群当了三年三个月中宣部长后，安排来自贵州的朱厚泽于1985年7月接任。
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党内首次实行中央委员的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邓力群居然被差额掉了。邓小平、赵紫阳将邓力群的名字放进等额选举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候选人名单。邓力群得票又未过半数，未能当选。
接替邓力群中宣部长职务的朱厚泽只干了一年半，提出了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要“宽松﹑宽容和宽厚”。胡耀邦下台，朱即成为“胡耀邦线上的人”中第一个被整肃对象。由邓力群前往宣布朱厚泽免职决定。朱厚泽在告别讲话中说了一句“历史终将作出公正评判”时，邓力群赶紧抢接了一句：历史已经作出了评判。后来他转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六四”后再遭整肃。
朱厚泽的继任人王忍之终于在中宣部长位置上坐满一届后被丁关根取代。王忍之继续受到重用，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党委书记（正部级）。
这四任中宣部长，朱厚泽的宣传口号是提倡“三宽”；王忍之的宣传方针是坚持“两硬”，即“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两手都要硬”；丁关根则将宣传政策概括成“坚决管住”“两潮”——“黄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们分别被称为“三宽”部长朱厚泽，“两硬”部长王忍之，“两潮”部长丁关根，而刘云山，则被说成“三讲”部长。
从这十几位中宣部长的不同结局看，左派下场比右派好，后期部长比前期部长结局平稳。但是，当中宣部长的日子总是不好过，总会落得骂名——不挨上面的骂，必挨下面的骂。吉炳轩或刘奇葆，日后谁当了中宣部长，想必也是“左右为难”！
不过，如果未来的政治局常委还跟现在一样是九人，其中一人主管意识形态的话，中宣部长这一职务的权力和责任都相对较小了，对指导方针的左啊右啊，相对来说就不用太操心，“天塌下来有长子顶着”，自己只需按照上面掷下的令箭，带领宣传官员鼓吹就是。
或许这也可以解释，爲什麽中央看中吉炳轩、刘奇葆这样自身并没有多少思想的官员来执掌中宣部——因爲如今的中宣部长无须自己出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越没有自己的思想，越能当好中宣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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