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解密：毛泽东如何扳倒"左"倾中央？

　　1939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成立纪念大会上(资料图片)

　　毛泽东对当年挨整有强烈的印象，却体会不到莫斯科对他的器重，是有原因的。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整他的大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人，或者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人。

　　为什么莫斯科器重他，而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却反对他?这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其实也不奇怪。

　　“文革”结束以后，由于长期神化领袖，党内出现过所谓的“凡是”派，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无独有偶，当年人们也讲过“凡是”，只是当时神化的是莫斯科，主张凡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凡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都要百分之百地遵行。那些曾经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留苏学生，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凡是”派。

 

　　但是，“凡是”派充其量只是起着一种传声筒的作用罢了，他们永远只能自以为代表权威者说话，却未必能够真正反映权威者的意志。实际上，当年在克里姆林宫里决定中国革命政策的俄国人也还是效果决定论者。他固然喜欢人们把他的指示奉为教条，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但这并不妨碍当他发现自己的政策指示效果不佳时，改变以往那些看似神圣不可更改的决定，并起用一向只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莫斯科对毛泽东当年受压制受打击没有责任。事实上，权威与教条通常都是相互需要的。只要存在着莫斯科神化自己的需要，只要存在着类似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无上权威，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那种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诩的教条主义者，也就必然会存在维护和反对实事求是原则的斗争，因此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受到压制和打击并不奇怪。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挨整的时候正是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严峻的战争年代，人在刀口下生活，很容易从强弱胜负的变化中判断出真理究竟在谁一边，并且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毫不留情地纠正错误。战争年代的教条主义者之所以总是在扮演悲剧的角色，其原因多半也在于此。

　　一、博古，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学生党员，一跃成了“总书记”

　　毛泽东之所以会对莫斯科有满腹的抱怨，说到底最初还是因为1931年成立起来的那个“临时中央”。正是这个“左”倾的临时中央，夺了他手中的权，把他亲手创立的根据地和红军差不多都搞垮了。

　　这个临时中央，主要是由那个在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力推而成为中共政治局主要成员的留苏学生王明推荐组织起来的。它的主要负责人选自然的也是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而且比王明还要年轻许多。这就是博古。1931年秋冬博古上台时，才只有二十四岁。而那一年，毛泽东已经三十八岁了。

　　陈独秀最初成为党的负责人时，已经是四十二岁。做过一年临时负责人的瞿秋白上台时，也有二十八岁了。随后是向忠发，他当总书记时已经四十八岁了。继博古之后，毛泽东之前，中国党最后一位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他上任时也已经三十五岁了。二十四岁当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

　　当然，最让人惊奇的还不是岁数，而是资格。根据历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或惯例，党的最高负责人，或者须由中央委员会在其委员中“选举”产生，至少也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在其委员中“互推”产生。但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不仅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党员”，竟一跃而直接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这在中共党史上更是绝无仅有。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1925年10月入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留苏三年半即回国，回国仅一年多时间就接手中央成为最高领导人。这也就是说，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才只有六年党龄。其入党以后的实际工作锻炼充其量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一段是临去留苏之前有半年左右时间担任过宣传干事，一段是留苏回国后有一年多时间从宣传干事一跃而到团中央书记。只有两年工作经历，博古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工作业绩。

　　既然党龄又短，又无明显业绩，博古如何能够一步登“天”呢?一句话，得益于留苏。但留苏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上博古?概括言之，这又是因为：一是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站队站得好，二是教条主义学得好，三是他赶上了两个难得的机遇。

　　什么叫“站队”?就是在所谓的“路线”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路线”斗争，多半是斯大林发明的。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恰值苏共党内“路线”斗争风起云涌之时。从1927年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斗争到1929年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随后的“清党”运动，苏共党内打压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一个接着一个。影响到中山大学，从“肃(清)托(派)”，到清查所谓“江浙同乡会” ，到反对所谓“第二条路线”，到与所谓“先锋主义”作斗争，再到反对所谓“工人反对派”，一直到“清党”，在博古在莫斯科的三年时间里种种“路线”斗争几乎就没有消停过。在这些斗争中，稍有不慎，哪怕是讲错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

　　刚入中大时，博古因为一心想学好俄文，又是江苏无锡人，因此与校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俄文较好的江浙同乡比较接近，结果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出来后，许多同学政治上都受到打击，博古差一点也被牵连进去。幸好博古赶上了一个为向忠发率领的中国工农代表团做生活翻译的差事，才躲过了这一劫。这件事不能不给博古很深的教训，他从此积极靠近学校的支部局和俄国负责人，无条件地拥护“领导同志”，才再未出过问题。

　　所谓“教条主义学得好”，其实也不是指马列书本读得特别多。博古去莫斯科，主要是学革命理论的。从1927年初到当年9月这段时间，博古凭着他的聪明好学，主要下工夫突击了俄文。接着，他就因为俄文好，从这一年的10月到1928年2月承担了为中国工农代表团当生活翻译的工作，一干就是四五个月。刚从代表团的翻译工作中解脱出来，又被借去苏联格伯乌(国家保卫局)帮助审讯所谓“华侨反革命案”，一干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直到1928年春天他才得以回校，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论学习当中。到1929年夏天毕业，转入中国问题研究院，几个月后即1930年初准备回国，博古实际用于学理论的时间前后只有一年多。再加上回校后，他还担任了少共支部局的实际负责人(名义上的负责人是俄国人)，并且进了翻译班，兼做工人班指导员，参与一系列政治斗争。到中国问题研究院之后，他还兼做中山大学的翻译。博古在莫斯科大约三年时间里，系统学习马列书本的时间显然并不很多。

　　不过，博古天资聪颖，接受力强，领悟快，时间不多，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也掌握了不少。但由于时间短促，再加上俄国人的教学方法，用博古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学习理论的口号下使学生去啃完全脱离实际的教科书”，难免使博古等人严重地脱离实际，只会用从这些教科书上寻章摘句得来的马列着作中的只言片语和俄国编写者根据政治需要归纳出来的生硬教条来判断一切，他们并不清楚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是怎么一回事。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又时时提醒他们要站稳立场，理解和把握“领导同志”的言论意图成为决定的关键，二十岁出头的博古自然沾染了一套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倾向。

　　怎么说是两个难得的机遇呢?博古在莫斯科政治表现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个学生党员。人人都说同样翻译出身的王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大红人”，但王明1929年回国后也不过就给了一个区委的宣传干事，一年之后最多也只做到宣传部的秘书罢了。因此，与米夫没有什么关系的博古，回国后当了全总的宣传干事，应当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想从个普通宣传干事升入中央一层做领导人，在当时人才济济的中共党内又谈何容易。因此，博古的迅速升迁，必然有其特殊的机遇。

　　博古赶上的第一个难得的机遇，是“立三路线”的形成。博古刚回来，就赶上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头脑发热，要搞全国范围的总暴动，并且明确认为暴动一开始就绝无局部胜利之可能，必然形成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决战，就是苏联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必须立即做决战的准备。这个观点，既不符合斯大林一心想要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也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应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自然引起了政治理论上比较敏感的王明的怀疑。

　　王明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国后却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拉上对当时中央的做法同样有意见的博古，向李立三发难。结果，王明、博古几个人因此受了严厉的处分。但很快共产国际就直接进行了干预，米夫甚至亲临上海指导改组中央。经过一个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成了反“立三路线”的功臣，都得到了升迁。王明被补入中央委员会，并得以进入政治局;博古成了团中央的宣传部长。

　　博古赶上的第二个难得的机遇，是大批中央领导干部的外派和上海中央的连遭破坏。1931年3月下旬，因原团中央书记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博古接手团的工作，并开始列席政治局会议。但即便如此，中央领导核心中还有向忠发、周恩来等许多资深干部，并且还有王明、沈泽民、王稼祥这些地位资格都在他之上的高他一届的留苏学生，也还轮不上博古。恰好这时接连出现特殊情况。一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被安排去加强苏区，沈泽民等人相继离开上海;二是政治局负责秘密工作的成员顾顺章4月被捕叛变，“总书记”(正式的名称应当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6月被捕变节，在上海及江苏各级组织中露面较多的中央领导人均被迫躲藏起来，中央工作迅速陷于瘫痪。鉴于莫斯科再三强调把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共产国际明令当时主要负责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明和周恩来转去江西苏区。然而，为了躲避去艰苦的苏区，王明想尽办法争取到了去莫斯科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位，周恩来则不得不转往苏区工作。如此，上海中央将不复存在。

　　考虑到在上海还必须有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以便负责联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并协调各地党的组织，王、周撤走前与远东局秘密商定，主要由新近回国不久、顾顺章等人不大认得的留苏学生组成一个“临时中央”维持工作。为此，王明推举博古和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闻天等来组成这个“临时中央”。博古之所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跃入中央，并接手中央工作，这个机遇是再关键不过的了。

　　那么，为什么是博古，而不是其他留苏学生成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呢?这个问题至今在中共党史上也还是个不大不小的谜。最早冒出来说是要“揭发”这个问题的是王明。那是在1941年9月的一次政治局会上，他说临时中央的成立是他和周恩来撤离上海时与远东局商定的。以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诸多当事人均证实，1931年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基本停止活动，后来有过各部联席会议暂时维持，又曾设立过一个上海中央局协助周恩来、王明工作，最后还是远东局提议另组上海临时中央，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故9月初王明和周恩来提议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李竹声等人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在讨论九一八事变决议的会议上即正式宣布，旋即开始工作。当时，老工人出身的卢福坦想当总书记，在工人出身的顾顺章、向忠发接连叛变变节之后，周恩来对此颇不以为然，故在征得远东局同意后特别出面解释说：临时中央政治局不设总书记。至于后来怎么就让博古负起总责来了，至今也未见有资料解释清楚。只有博古自己说，当时周恩来、王明曾在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时说过，博古可多管些一般工作 这个说法应属可信。何况王明对博古在政治上也最信任呢?

　　不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在临时中央政治局里岁数最小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事实上已经成了“总书记”。“临时中央”里，卢福坦大他约十五岁，刘少奇、康生大他九岁，张闻天大他七岁，黄平大他六岁，只有李竹声和陈云大他不多。由一名二十四岁初出茅庐的学生党员指挥全党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二、毛泽东不满地说：“我那个时候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搞得很臭”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强烈个性的领导人。他很看重他靠枪杆子打下来的一切，并且很相信自己的计算与经验。对于那些“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动不动就搬出些书本教条来教训人的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从来不大买账。偏偏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一面高度重视留苏学生，一面明令中共中央要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苏区来。结果大批留苏学生陆续回国，对国内工作情况尚未熟悉，就纷纷被委以重任，派入苏区。这批学生，大多数经历都与博古类似，与毛泽东这些土生土长的干部比较起来，因为喝过洋墨水，懂得许多教条，因而自视很高以外，还深受苏共党内“路线”斗争的熏陶，学会了凡事上纲上线，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那一套。因此，他们到中央苏区来，不可避免地要与毛泽东发生激烈冲突。

　　还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来传达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他们来后因基本肯定了毛泽东当时主持的反“AB团”的斗争，毛泽东也接受了他们关于在军事上必须集中兵力实行“进攻路线”的意见，因此两方面相处一度还算融洽。但即使这样，他们中一些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仍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批评他们动辄引经据典、上纲上线、搞“本本主义”，他们说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甚至声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在背后给这些从城里来的“钦差大臣”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洋房子先生”。

　　当第二批“洋房子先生”于1932年浩浩荡荡地来到苏区后，在苏区中央局中的力量对比就明显地不利于毛泽东了。当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强调生存第一时，从博古中央到中央局的大多数人都极力鼓吹攻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指责毛是“等待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刚一得知10月初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博古、张闻天等就明确主张取消毛泽东的军权，并对周恩来曲折地替毛辩护表示不满，认为周是调和派。临时中央反对毛泽东的斗争由此开端。

　　当然，反对毛泽东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博古他们在莫斯科所经历的那些运动。博古到底还不是那种喜欢整人的人，看问题也颇多书生气。苏区争论的消息传来，他一面表示：对毛“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一面仍强调：“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远东局代表虽然对毛泽东总爱固执己见极为不满，但在同意中央局关于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和公开批评毛的同时，也还是不能不强调“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收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

　　最有意思的是，远东局的电报发出不过一周时间，莫斯科就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为此，远东局不能不接连致电苏区中央局更正自己的说法，称：周恩来的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路线斗争固然必要，“同时必须估计到保证领导一致在目前的重要意义”。“关于与泽东同志的态度，我们重复说：甲、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乙、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博古中央是1932年10月下旬得到莫斯科关于迁往中央苏区的电令的。几个月后，即1933年初，上海最后一批“洋房子先生”都先后搬到苏区来了。奇怪的是，来到这集中了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竟没有谁想到过应当“交权”。唯一了解情况的周恩来又一向不喜欢多事，共产国际既未提出，他亦不便提起此事。其他原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或不清楚上海权力移交时的情况，或以为此即共产国际意图，因此，临时中央到苏区后，除了增加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外，博古等人依旧继续坐在先前的职位上。甚至，原来还说是临时中央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博古可多管一些一般工作，到苏区后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分工时，大家干脆一致推举年纪最轻的博古“把总”。博古虽然推让了一下，架不住多数与会者异口同声。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博古中央”。

　　博古中央到中央苏区后，自然要想办法具体掌握中央苏区的军政权力，这就难免要过毛泽东这一关，因为苏区这时省县一级的领导人，大都还是毛泽东任上任命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一方面只会照本宣科的博古等人看不惯凭经验办事的大多数土生土长的干部，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干部对那些“下车伊始，咿哩哇啦”的“钦差大臣”式的新领导人，也总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在苏联学到的那一套路线斗争的法宝就派上了用场。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即因此而起。

　　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结果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 的斗争。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从闽西区斗到粤赣边区，再斗到江西区，进而又斗到闽赣边，最后甚至斗到红军高层，整整斗了一年时间，把整个中央苏区打了一个遍。连批带斗，连撤带关，轻而易举地把所有流露不满情绪的原苏区干部统统打了下去，所有重要位置被大批到来的留苏学生和博古他们信得过的人尽行占去。毛泽东虽因受到莫斯科和上海方面点名保护，未遭厄运，到底也还是成了间接斗争的对象。他之所以被夺去政府主席的职务，只给了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毛泽东见到此种情形，只好借养病为名，生闷气、躲清闲，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跑到农村去搞搞调查，在病床上看看书，几乎无所事事。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躲过了随时可能被划入打击对象的1933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党内不再引人注目。同为留苏学生，又是政治局重要负责人的张闻天，1933年2月来到瑞金以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毛泽东毫不了解，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张闻天回忆说，到苏区一年半，毛泽东“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当时确实“不重视毛泽东同志”

　　张闻天何许人?他先后去过日本和美国留学，虽然都是半途而返，但五四时期已开始发表并翻译文学作品，小有一些名气。1925年加入中共后不久即被派赴苏联留学，在中山大学毕业后成为少数升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中国学生之一，在苏联整整留学五年。论学历、党龄以及理论训练，他都明显高于博古。不仅如此，1931年博古还只是团中央书记时，他就先于博古一步被米夫点名推荐进了中央，接替去苏区的沈泽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直接当了中央宣传部长。以张闻天这样举足轻重，又自视颇高的政治局常委，全面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竟丝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毛泽东，不难想象毛这时“韬晦”之深。

　　其实，毛泽东这时也未必就是存心韬晦。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上因防御与进攻、分散与集中的军事路线问题与“洋房子先生”们争论失败，被解除军职后，对周恩来接替指挥一度并不看好。他曾专门留下话来，说明如前方需要，他还可以回来。言外之意，你不行了，就来找我。

　　自从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多数时间是当书记，大半在做党的工作，实际上他是以党治军，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军事问题上的，是在指挥作战中度过的。因此，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他的兴趣和特长多在军事方面。多年来军事斗争的成功，根据地的扩大，不断地增强着他指挥军事的信心。学历只及中专，既没有系统地研读过理论，又没有喝过洋墨水的毛泽东，不论如何不服气，这个时候在马列理论方面也只能下狠心找些有关的书籍报纸去学习，断不至于拿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那些知识去和满嘴“马列”的留苏学生比个高低。可是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却相当自信。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从未指挥过打仗，特别是不熟悉农民游击战争特点的 “洋房子先生”，怕是只会拿着一些教条和口号在纸上谈兵而已。

　　然而，周恩来到底也不是留苏学生，他1924年就开始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了，并且参加过学生军东征，后来更是直接负责指挥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他在军队中工作和接触武装斗争的时间都比毛泽东要更早。因此，接掌军权后，他虽然基本上按照远东局的指示，执行了所谓的“进攻路线”，一度仍旧取得了较好的战绩。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部队在黄陂和草台冈一连击溃国民党三个师，创下了一个月内连俘三名师长的记录。临时中央来后，毛泽东一度也曾想过重提宁都会议的争论问题，但博古当即拿出这一反第四次“围剿”的战绩来，毛自然也就不便再争论什么了。事实上，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

　　到了1933年9月，莫斯科又通过上海方面送来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在苏联专门学过军事的德国人，俨然一副国际代表的架势，派头极大，说是派来做军事顾问的，而他上面还有一个叫佛雷德的共产国际高级军事代表在上海遥控指挥。至此，毛泽东在军事上就更加没有插嘴的机会了。因此，不论他服气与否，他一年多时间安于养病，搞农村调查，做点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如领导什么查田运动之类，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

　　不管博古资历如何、经验如何，依照共产党人严格遵守纪律的特性，只要他已经做到那个位置上，且与人为善，实事求是，政绩斐然，很难想象能够有人向他提出挑战。问题是，博古领导的中央抱定了一个方针，就是“宁‘左’勿右”，死守着几个教条不放，以不变应万变，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终于惹得天怒人怨。

　　博古等人死守着哪几个教条呢?毛泽东在1942—1943年间曾经洋洋洒洒地写过几篇笔记，虽语言尖刻，连讽刺带挖苦，极具情绪化，但可称得上是批“左”檄文，内容就是批判博古等人这时的错误的。

　　其一，是说博古等人坚持彻底革命，死抱着所谓“进攻路线”不放，不惜超越革命阶段，四面出击，并且搬来斯大林的所谓“中间派别”最危险的论断，否定一切同盟者。对此，毛泽东辛辣地讽刺说：先是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拿主要力量来专打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要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作敌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所谓‘打倒一切’的学说，就是这批老爷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杰出的‘创造’。”

　　其二，是说博古等人不顾现实条件与群众觉悟，不仅坚持革命队伍要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要笔直又笔直，而且“任何人不许说一句真话，如像‘困难’ 之类，是一个字也提不得的，提了就要挨打”。结果是到处唱高调，“轻敌盲动，驱使群众(其实是几个先锋队)如驱羊，闭着眼睛天天叫他们斗、斗、斗，结果斗个精光”。而对那些希望实事求是的同志，则大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到处扣“右倾”帽子。毛泽东满怀怨怼地形容说，这个“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是叫我们预备后事的，像阿Q在画过圆圈绑赴刑场的光景一样……说时迟，那时快，午时三刻，喝一声‘到’，砍了!从此‘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们威信扫地，永世不得翻身。而‘完全正确’的‘中央路线’呢?就高唱凯旋，长命富贵了!”

　　其三，是说博古等人崇尚空谈，张口“马列”，闭口“马列”，“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唯我独“左”，“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但“我们老爷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谁要是在时间、地点与条件上面提出问题，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他们却“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毛泽东因此慨叹道：“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

　　很难说上面的这些错误做法，都是博古中央的创造，共产国际特别是力荐博古“把总”的王明的作用肯定不可低估。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直接刺激着毛泽东的，却是博古中央的“左”所造成的危害，这是不言而喻的。

　　据不完全统计，自博古中央进入苏区以后，中央苏区“左”的做法可谓变本加厉。当时不仅加剧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拘捕押禁与没收惩罚，而且对一般民众也大举公债谷票，借粮征兵，甚至以退公债谷票、滥发纸币的办法变相克扣农民。光是1933年底到1934年9月这段时间，强征新兵即达10万，发行公债300多万，“动员”群众退还到期公债券支援“国家”约100万，除正常征收外，还硬性“借谷”两次共84万担 这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强迫“扩红”和“查阶级”。到1933年11月，中央苏区农村中占人口总数平均25%的男劳力(16—55岁)，仅当兵、作挑夫及外出工作者，即已占去全部男劳力总数的80%上下。以当时苏区所有农民200万计，苏区男劳力实际只有50万左右，也就是说，到1933年11月，出外当红军及工作者，至少已达30万以上，再强迫“扩红”10万，势必将农村中男劳力大部抽空。这种情况自然弄得民心动摇，仅1934年8、9两个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就有数千人之多。

　　博古中央一面竭泽而渔，一面又极力加剧内部矛盾。在查田查阶级的运动中，他们坚持奉行“只讲成分，不讲工作”、“不问表现如何”的方针，大批干部党员受到清洗，许多早已划定的成分被重新改划。仅胜利县一县，二十天内即在1512家查出所谓“翻案地富”890家，并新查出地富83家。所有地主富农及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多被强迫编入永久劳役队，其他的一部“驱逐出境”，一部“就地枪决”，所有财产全部充公。由于沾“富”就有生命危险，大批中农人人自危， “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许多人干脆连田也不种，以免受累不说还要遭罪越讲阶级、查阶级，就越能够得到下面送上来的说明阶级斗争严重的材料，博古中央也就越紧张。准备大举突围时，他不仅对外界，而且对党内，包括对政治局大多数人也封锁消息。暗中更把党的干部也分为几类，有信得过的，有信不过的，还有有各种嫌疑的，最后决定把信不过和不喜欢的，即使他们中一些人的健康状况和自身条件都不适合在当地坚持斗争，如过去在莫斯科与博古等人有矛盾的瞿秋白等人，都强行留下，等于让他们白白牺牲掉;对怀疑可能成为隐患的，则干脆下令杀掉，像过去几年被俘留下已经成为红军学校教员的一批原国民党军官和其他一些被怀疑有问题者，就被秘密处决了。

　　很难了解毛泽东当时对博古等人的这些做法究竟有多少认识。虽然毛泽东当时没有可能直接参与中央决策，但他至少是部分地参与了领导查田运动。从他当时发表的关于查田运动问题的文章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博古等人当时一些做法也并不都是持不同意见的。事实上，我们从上面引述的毛泽东在1942— 1943年间对博古等人批判的三个方面内容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一点。将近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认为，博古等人的“左”，主要是表现在对待中间势力以及在党内斗争这两个方面。他并没有很清醒地意识到，正像他自己1928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讲过的那样，苏区和红军在江西等中国心脏地区生存下来，是有特定条件的。随着苏区和红军的不断扩展膨胀，它们早已大大超出了南京国民党所能容忍的程度。即使博古等人在对待中间势力和党内斗争这方面表现得不那样极端，能够抓住一两次机会，中央苏区和红军也还是很难在江西长期坚持下去。当然，如果换了毛泽东，至少中共在军事上可能不会输得那样惨。

　　1934年，蒋介石吸取了前几次轻敌冒进的教训，接受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稳扎稳打，层层筑堡，用绝对优势的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面对敌军稳步推进，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因肩负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完整的重任，故而不顾国民党进攻军队的装备、兵力和供给占据极大优势的情况，竟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分兵把守，到处设防，搞所谓“短促突击”，扬言“积小胜为大胜”，甚至不自量力地仅凭其一年当兵、三年军校的经历，就以“野战司令”自诩，在广昌和高虎垴先后指挥数万红军，摆开架式，说是要与国民党军“决战”。李德对付不了蒋介石的碉堡政策，节节后退之后，幻想以死拼来保住红色“首都”不失，结果反而加速了红军的失利。仅这两仗打下来，就使红军主力损失近万人。

　　眼见中央苏区再难坚守下去，生怕遭受更大损失的博古和李德慌忙通过上海远东局上报莫斯科，请求实行战略转移。但博、李二人再度犯了兵家大忌，竟然把这一在强敌围攻下的战略性转移搞成了一个八万余人的集体大搬家。苏区的各个机关，乃至于银行、工厂等，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几乎都挑在了担子上。这支拥有近两万非战斗成员和两万多新兵的庞大行军队伍，刚刚走到湘江，就遭到了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广西军队和湖南军队的沉重打击，一战损失兵力和人员过半数之多，数以千担从瑞金搬出的设备、辎重和文件散失殆尽。从此，“战略转移”迅速变成了寻找落脚点的、目标变幻不定的“长征”。如此蹩脚的军事指挥，直接关系到整个部队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安危，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

　　四、毛泽东讲：遵义会议成功，最重要是张闻天、王稼祥能分化出来

　　这时负责指挥一切的是所谓的中央“三人团”，它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事实上周恩来主要在前方负责军事，应该负责的自然是博古和李德两人。由“三人团”来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基于李德所说的要高度保密的理由，但同时也是因为这位德国人看出，政治局内部日益发生分歧，行使权力极为不便。

　　还在1934年初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之后不久，李德就发现领导人之间存在明显不和。他感到不解的是，这种不和为什么竟会发生在留苏学生出身的干部们之间?他曾特别告诫博古，并要他转告政治局其他从苏联回来的领导人，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言外之意，留苏回来的人本来就不多，现在都身居要职，千万不要闹摩擦但这种警告毫无用处。

　　博古太年轻，资历太浅，留苏时间和学历都短，其总书记的工作又纯粹是因为一种偶然的机遇临时受命而来，但是毛泽东等土生土长的干部，原本就自惭形秽，再加上有党的纪律约束，再有不满，也往往安守本分，不会公开表示抗拒。然而，同是留苏学生的其他人，却不仅很难做到心服口服，而且往往容易表现出来。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中共中央的与博古先后回国的留苏学生，或者岁数大、资历深，或者留苏时间长、学历高，博古要想在他们中间取得威信，必须要做出显着政绩来才行。然而，博古在位三年，不仅政绩方面乏善可陈，而且苏区越打越小，形势越搞越困难，这就很自然地授人以柄，自己必然会陷于被动了。

　　广昌战役之后，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早对博古有所不满的张闻天就公开发难了。张闻天这时在党内的地位，相当于第二把手。但博古因为不信任张，因此利用与李德的关系和战争条件下凡事均可便宜行事或独断专行的条件，关键的事情多半都不让张闻天与闻其间。甚至，像1934年初让张闻天去做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事，博古事先也未曾与张通过气。这自然让张怀疑博古是不怀好意，既夺了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同时又把张推到最不喜欢的事务堆里去，从而名正言顺地把他排挤出中央决策圈。因此，张闻天抓住广昌战役失败的问题，尖锐批评博古、李德指挥错误，认为如此之大的损失是不必要的。博古则反唇相讥，讽刺张闻天在扮演反对革命的机会主义头子普列汉诺夫的角色，因为普列汉诺夫当年就批评俄国1905年革命得不偿失。双方当场发生激烈争吵，弄得不欢而散。事后，博古干脆把张闻天派去闽赣边“巡视”工作。张走后，博古又在会上批评张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工作，这就进一步引起张闻天的不快与疑惑。等到张回瑞金后，“三人团”已经大权独揽，政治局也好，苏维埃政府也好，都只有听差的份儿了。对此，张闻天虽无可奈何，但自然“心里很不满意”。

　　多半是因为同病相怜，本来与毛泽东话都很少说过的张闻天，竟开始向他并不了解的毛泽东靠拢了。张闻天回忆说：“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由于一直处于旁观者的地位，毛泽东无疑是最早意识到博古和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人。但在刚刚召开过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五中全会、重新确认了党的领导核心之后，要想自下而上地改变既定的领导格局，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说毛泽东在离开瑞金之初就已经在设想把博古拉下来，恐怕不合逻辑。但是，毛泽东劝说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路走这件事本身，至少反映出他这时已在做“分化”工作，争取同盟者。颇为有趣的是，本来博古早已和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商量好，把随军西征的党政高级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里去，而毛泽东竟亲自去找了一趟博古，并说服他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同意中央主要领导人编入中央纵队统一行动。显然，博古在这一点上还帮了毛泽东的忙。

　　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可以说至为关键。随中央红军一同行动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共有十人。其中六名正式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这就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凯丰、刘少奇与邓发。十人中，留过苏的将近半数，不过刘少奇和此时负责领导另一支红军的任弼时是1921年就去莫斯科的早期留苏学生，1923年已经回国，不仅与博古等人毫不搭界，而且博古等人还一直认为他们有机会主义倾向。陈云和邓发均为工人出身，与处处显示高人一等、刚愎自用的博古等人，应该说关系一般。担任军事工作的朱德和周恩来，对博古、李德肯定会有意见。因为博古来后，听任李德控制军权，结果才有了苏区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大转移，下面的将领早就牢骚满腹了。但即便如此，由于凯丰跟博古较近，李德又参加会议，如果张闻天、王稼祥站在博古一边，考虑到多数政治局委员无意介入纷争，很难设想毛泽东能够成功地造成批评博古和李德的气氛。相反，如果能够把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人争取过来，借重二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很可能影响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发表不同意见。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为张、王二人表过功。他说：遵义会议上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战胜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最重要的是张闻天、王稼祥两人能够分化出来

　　争取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与理解之后，毛泽东的自信心空前高涨。十分明显，事实已经证明，博古中央的“进攻路线”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过去的军事思想要正确得多。因此，毛泽东又重新开始积极地就军事问题发表意见、公开争论了。

　　五、毛泽东升为常委，但分工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红军刚刚进入湖南，毛泽东就主张沿湘江北上，在湖南地区开辟根据地。会议上争论来争论去，他的意见没有被通过，李德等人坚持要经潇水及湘江打广西，结果有了湘江之惨败。湘江之战更加证明毛的看法具有远见，政治局中多数人也因此完全丧失了对李德军事指挥能力的最后一点迷信。在随后与张闻天、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已经能够毫不掩饰地开始尖锐批评博古和李德，并且具体“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了。由于苏区和红军的失败根本上都是博古、李德等人军事指挥和军事思想的错误产物，一方面极端不满博古、李德，一方面在军事问题上又完全是门外汉的张闻天和王稼祥，自然对毛泽东从军事角度头头是道的解释和分析心服口服。张闻天后来明确讲：这是他“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

　　在长征期间，军事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胜负乃至红军存亡均系于此。湘江遭受惨重损失之后，党内军内一片怨言，矛头直指“三人团”。因此，部队刚刚开到湘桂黔交界的通道县城，毛、张、王就公开批评起博、李的军事路线来了。而后是老山界会议，接着又是黎平会议，一路开会争论。尤其是在黎平，双方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李德力主部队应当转向贵州东部，而毛却坚持要去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李德继续强调前方必须绝对服从中央统一指挥，毛则激烈反对，声称中央对前方只能指出大方向，不能干预太多，必须给前方以机动执行命令的权力。由于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支持毛的意见，周恩来也以会议主席的身份表示赞同毛的观点，特别是作为当时党内最高军事指挥者周恩来的表态，可谓至关重要。因为这表明“三人团”彻底瓦解，李德已开始成为孤家寡人。果然，就连博古也看出李德的话不能再听，勉强附和了多数的看法。这弄得李德大发脾气，但亦无可奈何。其权威地位从此尽失。

　　否定了李德的军事主张，并争取周恩来转向自己，这是毛、张、王联盟向“三人团”挑战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在黎平会议上，王稼祥就力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的提议得到通过。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入遵义县城后不久，鉴于事实上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及上海已完全失掉联系，再听任博古、李德等人领导指挥已没有可能，长此争论不休也不是办法，因此，王稼祥明确主张：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张闻天也予以响应，并直截了当地提出：博古不行，一定要变换领导人。毛泽东对此当然赞成

　　为了找到足够的理论根据来否定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他们查阅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其实是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的。如反对打阵地战和强攻堡垒，反对分兵把守和单纯防御，强调机动灵活与保存有生力量，主张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等，明显与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不一致。有了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败，又有了莫斯科的指示为依据，根本否定博古与李德的领导由此成了定局。

　　否定了博古的领导地位，是不是大家就“理所当然”地会一致推举毛泽东来做中共的领袖呢?有关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一致推举毛来做中共领袖的说法，十分流行，其实却有些让人生疑。毕竟，毛泽东此前并非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中人，五中全会上刚刚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既非政治局常委，也非书记处书记，要一步登上“总书记”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顺。

　　从张闻天将近十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时的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是推举张来代替博的，而张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他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不但没有推辞，而且还有高兴之意”。种种情况说明，不仅张，而且政治局多数领导人，都注意到排序问题。毕竟，从莫斯科那里开始，共产党历来就是注重排序的。而这时依国内政治局委员的排序，张闻天毫无疑问是紧接着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想必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在准备遵义会议时积极支持由张闻天来做会议的“反报告”，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对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的必然性是很清楚的。所谓大家一致推举毛泽东，毛主动推辞，并表示应该让张闻天“锻炼”一下的说法，怕是以讹传讹了。

　　下面这个情况也显示出当时党的多数领导人确实还没有把毛泽东推上领袖地位的想法。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幕后策划者，甚至也可以视为幕后的指导者。因为会议所讨论的根本上只是一个军事路线问题。而站在攻势一方的毛、张、王三人中，其实只有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才有发言权。如果没有毛泽东，仅靠张闻天、王稼祥二人的军事知识，无论如何不能驳倒博、李等人的辩护报告与发言。但是，颇为令人惊奇的是，在毛泽东因此被张、王提名担任政治局常委之后，人们却发现在中央的工作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位置给他。由于周恩来在会议上主动与博、李划清界限，支持毛、张、王，以往又长期主持中央最高军事领导工作，在作战指挥上又有成绩，与军队领导人也配合较好，会议相信周恩来理所当然地应当继续其中央军委书记的工作。而周既然是常委兼军委书记，自然应当执掌军事大权。结果，在会后的常委分工时，毛泽东的工作竟成了一个问题。最后，同样是常委，毛泽东只得到了做另一个常委“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任命，而周则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种情况不难使人想起1932 年10月宁都会议时周恩来的那个大致相同的建议，当时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之后，也是建议留下毛在前方做他的“助理”。“助理”者，“帮助者”之谓也。

　　当然，名分问题其实并不重要。会议决定是一回事，事实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周恩来随军行动，而毛泽东随中央行动，周恩来凡有军事意图必报中央审核批准，中央又只有毛泽东能够提出恰当意见，结果，“帮助者”实际上很快成了众所周知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何况长征中军事行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唯一内容，不久后张闻天干脆建议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指挥军事。因此，人们后来说，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应该也不是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