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的话 连胡锦涛的家人都得听

　　那周强和胡春华到底还是不是胡锦涛属意的真正核心人物呢？“种种迹象来看，老胡最属意的，即非两强（李克强、周强），也非小胡，而是另有其人，”知情者説：“这个人就是令计划。”

　　“作为中办主任，令计划不仅是胡最信任的第一秘书。在中共体制下，胡之公私，皆为事关国家之大事。所以无论胡的家事还是国事，令都有第一时间协助处理之责任。从中共官场逻辑看，令即是胡，”知情者説：“令的一些话，估计连胡的儿子女儿家属亲戚们都得听，何况中共大小官员？尤其是在人事任用方面，令计划负有甄别、考察、推荐之责，可以说，所有由胡提拔的官员，都是经令之手上位的。令实际上是胡身边的组织部长。”

　　在处理为世界所关注的薄熙来问题上，令计划更是成了胡锦涛可以信任的不二人选。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对薄熙来3月9日在重庆开放日上的“告白”，采取的是“听而不播，视而不报”，就是遵照令计划的要求。

　　知情人对明镜月刊称：“是令计划下令要求中央级媒体‘封口’的。不仅如此，是次对薄熙来的处置就是由胡锦涛直接命令令计划秘密执行，包括动用“御林军”中央警卫局在内的内部文件的签署和落实都是由令计划亲自操办的。”

 

　　胡锦涛要力推令计划入常？

　　令计划到底何许人也？何以不显山不露水之间拥获如此大的权力？

　　其实早在2007年令计划坐进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宝座，随后在十七大上进入中央书记处时，党内就此起彼伏，不时响起质问：令计划是个什么人？不就是那个站在胡锦涛身后不言不语的娃娃脸随员吗？他何德、何功、何能，凭什么乘坐直昇飞机，接二连三加官进爵，进入最高决策圈，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

　　一个心照不宣的答案是：令计划赢得了胡锦涛的高度信任。

　　2010年年初，从接近中央高层的人士那里，传出一个信息：对于中共十八大布局，胡锦涛现在最费思量的是，如何提携令计划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这一信息，不少人嗤之以鼻，认为胡总书记是如此谨小慎微之人、又并非强势掌权，他怎么会给自己提出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他们列举令计划的种种弱点、不利因素：令计划在中国权力结构各大板块中，除了直接服侍胡总书记以及身属“共青团派”外，几乎没有别的政治渊源。而他虽然因为在共青团岗位上工作了近 20年，感情和人脉很深，但他当时多半也是扮演幕僚的角色，最高只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欠缺权威性。更关键的是，在令计划的资历中，完全没有经历过在地方担任党政主管的台阶，这可以说是他的致命伤；令计划除了给胡总书记安排视察和出访、字斟句酌地给胡总的文章把关、毕恭毕敬地站在胡锦涛身后保驾，没有在任何有关全党、全国和全军的重大事务中展现自己的任何创见和韬略——他若上去，如何让上下心悦诚服？

　　但是也有人认为，此事未必就那么“异想天开”。诸侯资历并非进入最高层的必不可少的硬杠杠，当年乔石、温家宝、曾庆红等人，进入中央决策层前也并没有当诸侯的资历，而他们当时又拿出了什么治党治国的锦囊妙计？

　　至于这是否胡总书记的“不可能的任务”，有人也说，全看胡锦涛是否愿竭尽全力。如果他将“令计划进常委”作为自己与其他派系讨价还价的优先条款，甚至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唯一交换条件，为了令计划，他宁可放弃其它主张，怎么会办不成呢？

　　分析家认为，说到底，问题可以归结为：胡总书记是否认定令计划是他的路线的最忠实接班人、他的利益的最有力保障者？如果是，令计划就会排闼直入政治局，如果不是，他就没戏。

　　要找到答案，就需要探究：令计划究竟为胡总书记做了什么？或者换个问法：令计划究竟为党国做了什么，让胡总书记认定必须让他在未来的政治局常委中有七分或九分之一的决定权？

　　然而，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共青团的“五朝元老”

　　令计划，1956年10月生，正是中共八大刚刚闭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之时，山西平陆人。令计划一直用的是“令”姓，据其自己介绍，确是“令狐”的简称，但一出生就这么简称下来了。

　　令计划在全党、全国民众面前亮相，不过十几年光景。在此之前，除了共青团系统和中央办公厅内的一些官员，这个名字几乎无人知晓。

　　2000年6月，“令计划”这个特别得让人一见难忘的姓名，首次出现在报端——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身份为中宣部长丁关根出访送行，随后又陪同胡锦涛出访亚欧五国，在社会上开始曝光。

　　一般认为，令计划出身一个基层干部家庭。其实，他和李克强一样，父亲的级别在地方上都不低。令计划的父亲令狐野曾是晋察冀边区第一任医药局长，任过陕西省华清干部疗养院院长，晚年他住在山西运城市干休所，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

　　令狐野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五个子女的名字均取自于当时报纸上一些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分别是令路线、令政策、令方针、令计划、令完成，其中令方针为女儿，是运城市医院院长。令计划为三子，大哥令路线早已去世。

　　二哥令政策先后担任过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和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曾长期在北京新华总社的瞭望杂志社、内参部门工作，后来昇为新华社部门主管，近年在网络公司任职。

　　在官方发布的令计划简历中记载：“1973－1975年，山西省平陆县知青，县印刷厂工人。”这里有意将“知青”和“县印刷厂工人”放在一起，着意向人显示，令计划这两年都是在社会最基层。实际上，令计划在农村插队时间极短，而当时进工厂也并非一般人所能办到的。据调查，1973年12月，17岁的令计划一度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成为平陆县一名插队知青；但没多久就脱离农村，在其他知青艷羡的目光中进了县印刷厂当工人。究其原因，与他父亲的干部身份有直接关系。

　　1975年6月，不到19岁的令计划，再次得到机会，被视为“根正苗红”，进入共青团平陆县委工作，不久被提拔为平陆团县委副书记。1978年12月，他被调到中共山西省运城地委任职。1979年，重新恢复的共青团中央在全国选拔干部，23岁的令计划被选中，被安排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这样的起步，为令计划日后担任高层要职，奠定了重要基础。那时正是也来自山西的韩英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期。

　　不久，令计划就被安排为团中央书记处主管宣传的书记高占祥的秘书。按照编制规定，高占祥这一级官员还没有资格配有专职秘书，但他的工作极其繁重，确实需要一个专职秘书，于是组织部门采取了一个变通办法：令计划名义上还隶属宣传部，但是全职跟随高占祥。高占祥分工主管宣传口，这样一来，哪怕就是团中央宣传部长，对令计划也要另眼相看。

　　王兆国、胡锦涛等人在1982年秋冬先后被邓小平、胡耀邦调到团中央，党中央本来有意让团中央书记处老班子中的高占祥再留一段时间，对这些新手“传帮带”，但事到临头突然有了变故，于1983年年初调任河北省委书记，为四把手。

　　高占祥在去石家庄前徵求令计划的意见，是否愿意随自己调任河北？令计划盘算一番，认为还是留在团中央更有前途，就婉言谢绝了。倘若令计划一直跟随高占祥，就不一定有今日的辉煌了，因为高占祥后来的仕途停滞不前：历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2001年退下，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1983年，文凭升值正是大势所趋，组织部门强调干部要“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在团中央机关一直没有一官半职的令计划，领会到文凭不仅重要，而且必要。他争取到领导点头，1983年8月脱产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教专业学习。两年拿到毕业文凭后回到机关后，果然开始升迁：1985年 7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1990年6月昇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共青团》主编；1994年6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后来又在职拿到湖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文凭。

　　关于令计划，《胡锦涛传》作者之一任知初曾分析说：与李源潮、李克强这些一调到团中央就担任领导职务、在共青团岗位上只工作了几年的政治新星不同，令计划在共青团的岗位上工作了20个春秋，而且是从基层、从一般干部起步，虽然更为艰难漫长，其共青团的人脉关系更为深广，对共青团的感情也更为深厚。

　　1995年12月，先后经历了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五届团中央第一书记，堪称“五朝元老”、已经39岁的令计划，从共青团的岗位上转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三组负责人。 1998年6月，他昇任中办调研室主任；一年半之后，1999年12月，昇任中办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中办调研室主要是为政治局常委负责起草报告、文件、讲话等。

　　1999年底，令计划昇任中办副主任兼胡锦涛办公室主任，成为副部级高官，也是中办最年轻的副主任，2000年8月，又增加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