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牙：为什么习近平是“年轻版邓小平”？

　　为什么说习近平是“年轻版邓小平”?这是多维新闻首次提出习近平可能成为“年轻版邓小平”结论后提出的第二个重要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先要看到习、邓二人高度相似的政治经历和一脉相承的革命传统。

　　在政治经历上，一般人都知道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却很少知道习近平家也有过“三起三落”的惨痛经历。不同的是邓小平“熬”住了起起落落，在最后一次崛起后就没再倒下，以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身份被盖棺定论，写进历史。而习近平家则要集前后两代之功，在习父仲勋先生第三次落下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蛰伏，才在习近平时代再度崛起。

　　习家第一“落”发生在1935年9月。习仲勋当时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兼任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被逮捕并送瓦窑堡关押，差点枪毙，直到当年10月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才得以释放，后被降级使用。

　　习家第二“落”发生在1962年9月。当时的习仲勋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是周恩来的重要助手。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到康生攻击，被毛泽东讥讽为“用写小说反党放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在“文革”期间，习仲勋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平反。

　　习家第三“落”发生在1989年“六四”之后。彼时的习仲勋位列党内“八老”，位高权重，但在“六四”前后召开的党内生活会上，他强烈反对镇压学生，并同情赵紫阳，被中共边缘化处理，后被迫迁往广东居住，奔波于珠海、深圳两地。此时的习近平只是福建沿海一个小城市的市委书记，无论从任何一面观察，都很难看出他日后能成中共 “储君”。

　　因为上述惨痛历程，据说习仲勋老年变得敏感、多疑，只能长期靠夫人齐心和大女儿齐桥桥照顾日常起居。习仲勋也因此而陡生风险意识，除留下长子习近平一人从政之外，其余子女都被要求远离政治，纷纷移居海外，后来都取得外籍身份。

　　接钵从政的习近平不辱父命，先在军队做时任军委秘书长耿彪的秘书，八十年代初期的高干子弟从政潮中，他又随此潮流到河北正定任职，再到福建厦门、宁德、福州，后在福建省长任上被调往浙江，一路官运亨通，深得江氏赏识。陈良宇因腐败丑闻下台后，习近平被调往上海，在十七大升任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储君”。不久前召开的北戴河会议，据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习近平配备领导班子，可以说，以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换届大会为标志，习近平家族实现了第三次崛起。

　　对比以上习、邓两家的从政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习家，尤其是习仲勋在陕北和“文革”期间所遭受的苦难和邓小平相比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知道，邓小平“三起三落”的政治履历改变了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却没有削弱他对社会主义的坚持，这些经历反而成为他复出后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源动力之一。那么习近平家族极其惨痛的“三起三落”经历，能够影响到习近平的价值判断吗?能消磨掉习近平作为“革命家”后辈的政治意志吗?

　　至少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我们暂时可以得出“不能”的结论。就此一点，我在上篇子牙评论《习近平能成“年轻版邓小平”吗?》一文中指出，习近平曾明确表示他不做叶利钦，这和邓小平公开嘲笑戈尔巴乔夫是傻瓜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两人共同的政治价值取向。

　　而习近平在今年以来屡谈“纯洁性”的做法则更让人看到了他身上所遗传的革命性，更能给人一种“年轻版邓小平”的观感。

　　“纯洁性”一词本来由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今年一月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提出，但经由习近平在党刊杂志上前后两次撰文推广，已然成为习的政治标签。习近平在撰文中把江泽民提出的“先进性”和胡锦涛提出的“纯洁性”进行了有机结合，并有了继承与发展。尤其在第二次撰文中，习近平把“纯洁性”的要求标准从告诫党员干部远离贪腐，提升到对中共八千万党员的价值观层次上，以重塑党员干部价值观为突破口，提出了要“加强党的建设”的治党思想，要求全党要统一思想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共识。

　　这是个非常有历史厚重感的观点，和多维对中共“纯洁性”的完整解读分析完全一致。我们也由此判断出邓、习二人拥有共同的政治底层和“革命”传统，二者显然都继承了毛泽东热衷研究“主义”的传统，希望到马克思那里认祖归宗。相比之下，无论是江泽民的张扬随性，还是胡锦涛的内敛执着，都在解决不断出现的具体“问题”。在“主义”和“问题”相较下，江胡的职业政治家角色要明显重于毛邓习的职业革命家精神。相信读者仅从观感层面对比江、胡、习三人，也能得出习近平更像“年轻版邓小平”的结论。

　　当然，习近平继承到的革命精神对中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还尚未可知，论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可能会比薄熙来的治渝之争还要激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习近平和薄熙来都是“红二代”出身，都是比较强势的领导人，都不缺少搞政治运动的基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习、薄二人一个敦厚、一个张扬的个性，看到习、薄两家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不同为人。譬如在对胡耀邦、赵紫阳的处理上，习仲勋就一直抱着同情态度，而薄一波则连续扮演着落井下石的角色。

　　关于习近平是否会搞政治运动的讨论，我们还可以从毛、邓那里寻找结论：毛泽东一生都在革命，尤其到了晚年更是滥发革命骚情，透过连续发动政治运动，搅得中国深陷血雨腥风，成为其政治人生的最大败笔。而邓小平一生都极为难得的保持了冷静的政治头脑，他的革命精神集中体现在他打破阻力推动改革、苏东剧变站稳脚跟、“六四”之后坚持推动改革开放等三个关键时刻的“定海神针”上，成就了自己令人难以企及的历史地位。

　　说习近平是“年轻版邓小平”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必须面临比邓小平当年更为艰巨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和机遇有将他打造成“年轻版邓小平”的可能。

　　我们知道，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时“文革”浩劫刚刚结束，党国政治一盘散沙，国民经济接近崩溃，意识形态领域极端混乱，中共在是继续坚持“两个凡是”、以政治斗争为纲，还是尽快结束左倾错误思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方向性选择上面临生死考验。在这种极端混乱的情况下，邓小平发挥了“定海神针”作用，他和他的改革派战友们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辅以政治上的纵横折冲，结束了左倾错误思想，扭转了中国的政治航向，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才成就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现在，习近平上位接棒之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GDP第二大国，中国的综合国力已今非昔比，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积累的问题也到了必须面对并解决的地步。而薄熙来事件的猝然发生，则不仅让人们感到中国社会层面存在撕裂与对垒，即便是在中共高层内部、甚至在政治常委层级，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都存在严重分歧。

　　党内外关于意识形态的争吵比“文革”结束后左右两排的争论更甚。“文革”后，中共党内只是左右两派之争，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只要搞定左派，否定掉 “两个凡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讨论就会自然而然摆上台面。但是今天，党内外的左派、右派、新左派、新儒派、自由派、普世价值派等等互相攻击，极难达成共识。共产党内部高层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但在改革方向选择上却莫衷一是。可以说，习近平还未正式上台，中国向何处去、中共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已经尖锐的摆在了他的面前!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的政治底层已经发生质变，党员干部构成也鱼目混杂、泥沙俱下。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保守派的意识形态桎梏的话，那么习近平时代的改革则不仅要面临意识形态混乱的考验，还要克服与执政党混杂在一起的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来自中共体制内部各色利益集团的阻力。这个阻力有多大?看一看国内“三公消费”改革与公务员社保体制改革的艰难进展就可见冰山一角。

　　习近平还要深入探索如何化解与群众越来越恶化的对立情绪——这对中共来说真是个莫大的讽刺，一个靠发动群众参与夺取权力、号称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党，在建国后用了六十多年时间，居然和群众关系搞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薄熙来事件发生前后的舆论高压和十八大召开前的风声鹤唳将党群之间的这种对立紧张关系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处理掉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召开一次党的全会，当局居然紧张到这种程度，已足见现在党群、干群关系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对这些情况，如果习近平是个实事求是的人，应该会有清晰认知。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如此急迫地强调所谓党的纯洁性，还未上位就急吼吼提出要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未来施政的突破口?

　　在外部环境上，习近平还面临两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一是美国重返亚洲的压力，一是互联网社会的冲击。

　　必须认识到，邓小平当年的改革开放是在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前提条件下才得以顺利实施的。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伊始，中美双方基于来自苏联不断扩张的国际压力，有着互相重叠的战略利益。中美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重叠与合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今天，因为苏联倒台，中国崛起，中美双方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两国之间的利益与矛盾互相交织，错综复杂，不想当头的中国已经被美国视为头号假象对手。尤其是随着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和重返亚洲步伐的加快，中国必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当然，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和底牌与三十多年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如何把这种软硬实力转化为国家战略并进而调整为战术动作，如何应对可能产生的外部挑战，如何利用这种软硬势力推动重构新的国际政经文化格局等等，对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层都是重大考验。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国际互联网还没有产生，中国人民的现代民主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中共很容易透过官媒造势来控制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透过暴力方式来弹压民众利益诉求。但现在的情况和三十多年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互联网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正急速多元，公民现代民主意识觉醒所带来了复杂挑战，依法治国已成为当今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舆论监督被长期粗暴压制所带来的恶果正倒逼中共进行反思检讨。

　　对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来说，上述问题都是极为严峻的挑战，是邓小平当年所没有面对过的，也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对习近平来说，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如何把这些多元化的挑战与“党的纯洁性”建设统一起来。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如果想要战胜这些挑战，就必须增强政治包容意识、建立现代执政观念、真正树立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正视异质思维、学会应对公民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趋势、扭转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始执政理念与粗暴社会管理方式。

　　那么，习近平能够带领他的班子成员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吗?他和他的领导班子有没有这个政治魄力呢?在“集体总统制”的权力架构下，他能带领全党达成共识，像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一样去迎接这些重大变革吗?他能在未来十年带领中国，实现重构国际政治格局，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如果能，则世人不仅会认为他是“年轻版邓小平”，甚至可能将之视为超越邓小平的一代伟人;但如果不能，对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想必每一人心里都很清楚。

　　我们当然希望习近平能成为前者，他也的确具有成为前者所需的政治潜质，历史也正在制造这个难得的机遇，正是基于上述认知，我们才认为习近平有成为“年轻版邓小平”的可能。

　　当然，对邓、习而言，他们还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两人都很灵活务实、都擅长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解答政治难题、言谈举止都比较随性自信、其祖宗先人都出自河南邓州等等。但这些都是表象，关键还在于他们二人拥有相同的政治底层，面临着同样艰巨的挑战与历史机遇，这是毛邓之后其他中共高层政治家们都无法复制的先天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