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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薄熙来是政治需要
王军涛指出,最初,传言薄熙来出问题,首要原因是王立军出事。高层为了离间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关系、斩掉薄熙来的爪牙,因此,让中纪委调查王立军继任者、铁岭市公安局原局长谷凤杰,在谷凤杰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处理掉”后,中纪委的矛头对向王立军,王立军原希望薄熙来保自己,但薄熙来不但不保他,还躲到昆明,因此,王立军与薄熙来决裂,跑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若按此版本的说法,薄熙来是受到王立军的牵连,中央原本也想让薄熙来软着路。
但人大期间薄熙来的发言,被视为“毫无悔改之意”。王军涛一番“薄熙来还可能东山再起”的言论也受到重视,王军涛说,一旦薄熙来捲土重来,对中央是很大的威胁,因此,中央决定对薄熙来下杀手,只是怎么整薄熙来仍有分歧。这里有路线、政纪和法治三种思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薄熙来唱红打黑,虽然可用路线斗争的问题处理薄熙来,但只能拿掉他的路线,却无法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如果薄熙来继续活动,仍有很大的影响力。王军涛举例,如薄熙来在毛泽东诞辰日参观毛主席故居,全国可能有上百万的左派也会到场,薄熙来一下子就能成为左派的领袖。胡锦涛本人也不赞成用路线手段处理薄熙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但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改变女警制服和警车样式,并传建有46人的私人卫队。
薄熙来的上述违规事项,让处理薄熙来的方式有了第二种选择:违纪。王军涛对《大事件》说,薄熙来让重庆只知道有薄熙来,不知道有党中央,因此,还可以违纪处理。但这样做,不但整不死薄,牵连面还很大,毕竟曾有六个常委到重庆给予赞扬,许多中央部门也给薄熙来开过绿灯。
“所以,他们给薄熙来弄刑事罪。”王军涛指出,刑事罪并非全无问题,虽然很容易查到薄熙来犯刑事罪的事实,但共产党员中犯类似刑事罪的人太多。
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只针对薄熙来查一件事。所以,为什么中央不查李庄案或其他与薄熙来有关的争议事件,原因是这些事件牵涉到其他人。“如果平反了一个案件,其他人也要求平反怎么办?别的地方的人也向中央上告的话怎么办?”
坊间传闻薄熙来涉入的案件除了海伍德的死亡外,还有导致112人丧生的大连空难、向国外转移高达80亿美元资产、与100多名女子有染等等,“好莱坞片的四大元素:阴谋、暴力、色情、金钱全有了,就是要把薄熙来搞臭,中共中央并不想透过薄熙来案来维护法治,就是想剪除一个政敌。所以,透过政治方式剪除,甚至有意识地利用小道消息、境外媒体。”王军涛对《大事件》表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或许都有办案的意思,但查薄熙来,主要还是政治需要。政治需要与法律需要,办案最大的不同处在于,除了要办掉这个人外,更重要的,必须让此案不牵扯更多的人。因此,不是根据依法调查和惩处犯罪,而是根据事先规定要达到的效果剪裁和炮制案件。
“现在,这样搞只会让人觉得是在整人,我不明白胡、温、江开了这样的先例,将来自己的安全何在?将来,政治上也会有其他人整你,谁家不能查出一堆事?”
王军涛认为,目前这种做法,打不倒薄熙来,因为,薄熙来是应运而生的。人们感到需要薄熙来,需要他解决贫富差距、腐败、黑社会,需要他蔑视和突破官场规则的魄力。只要这些问题严重存在,人民就拥护薄熙来。即使人们知道薄熙来有问题,也认为这是以毒攻毒。如果真想打掉薄熙来,只有一个路子,就是搞政改,建立法治社会,不采取薄熙来的方式,但更好地解决薄熙来声称要解决的问题,让人民不再需要薄熙来。“就像华国锋、四人帮,他们后来为什么就算活着也不能东山再起,就是人民不需要他。”
时评家陈破空曾撰文指出,文强据知犯下四桩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包庇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姦罪,最后被处以死刑。如今,对比文强与薄熙来,可说小巫见大巫 。“总计文强受贿和不明财产,不及薄熙来转出金额的一个零头;论淫乱,对照薄熙来的‘辉煌业绩’,文强应自叹弗如;说到黑,还没有弄出人命的文强,又岂能望薄熙来之项背,对薄而言,杀一个人,轻易得如同掐死一只蚂蚁。”
陈破空写道:“以当今中共官场腐败规模计,文强只能算小贪,薄熙来才堪称大贪、巨贪。不论三桩罪、七桩罪、还是十桩罪,薄熙来之罪,都是文强之罪的百倍、千倍、万倍。薄熙来故事,不过是文强故事的高级翻版......小贪官文强被大贪官薄熙来拿下,本身就是中国官场的巨大反讽。”陈破空质疑:糜烂透顶的中共官场,还有多少个文强、多少个薄熙来?
王军涛对《大事件》表示,薄熙来查文强都如此,现在查薄熙来的人,会不会比薄熙来还黑?“现在,温公子和胡公子的钱,传说超出薄家,更不用说江泽民这些人的家产。”
王军涛回忆,对于维权运动的发展,于建嵘和莫少平曾有争论。莫少平认为,维权运动往前发展下去,能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但于建嵘认为,在目前政治体制架构中,法治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是得由党政来解决,因为中央只是想拿维权人士做体温表。由于从上往下,查案查不出,因此,让受害者找维权律师,将事情闹大后,中央再来追查。在这样的治理社会思路中,维权是诊断病情的一种手段,不是治病的方式;而给谁看病、诊断什么病情和如何治病、治到什么程度,都是党政权威决定和掌控。
“现在看来,中央连体温表都不让你做。这不仅是‘体温表’总想自做治疗方式,而且,因为中央也知道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因此,迴避看到真实病情,还要打压任何治疗手段。”王军涛对《大事件》指出,如果薄熙来案依法处理,诉讼应该一开始就该是透明的,诉讼过程也应该独立于任何政治力量之外,同时充分尊重被告的权利,采用无罪推定原则,并将最后的陈述权留给被告,关键的证据则必须公开举证,让双方律师辩论。“如果薄熙来犯下的罪是真的,依法处理只会把时间拖得久一点,但他一定会被定罪。有了这样的机制,才可以在未来保护好人,并抓出类似的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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