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前秘书鲍彤：十八大有两种选择

　　薄熙来已经进入历史。他之所以被载入史册，主要不是由于在薄谷开来一案中被切割，而是由于他对“唱红打黑”的建树。

　　有人贬薄是共产党的不肖子孙。这不公平。他的确有无法无天的特点，但毛泽东何尝不是？列宁公然把革命定义为“只依靠群众的直接行动而不凭藉任何法律”，更是无法无天的开山祖。在他亲手策划和领导下，布尔甚维克悍然解散了民选的全俄立宪会议，开创了红色恐怖的天地。毛泽东对自己的无法无天津津乐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信史。薄熙来无非得了这些老祖宗的真传而已。讲到人品道德，毛泽东和斯大林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应该公平地评价薄熙来，他不是党的不肖子，绝对是党的肖子，惟妙惟肖，肖极了。

　　说到党性，谁超得过薄熙来？唱红就是跟党走，打黑就是和党认定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最高的革命性，最强的纪律性。薄熙来身体力行，早在少年时代，在毛泽东的蛊惑下，就同被毛指控为“叛徒”的老爸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天真无邪的革命性和组织性，谁比得上？

　　必须指出，把重庆模式概括为“唱红打黑”，意味着薄熙来终于吃透了一党专政制度的精髓。站在党的领导的立场上，唱红就是唯党独尊，打黑就是镇压异己。

　　对芸芸众生来说，唱红就是必须绝对服从党，打黑就是心甘情愿为党充当打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有唱红打黑则一党专政存，无唱红打黑则一党专政亡。至于其他的东西，不属于制度这个根本，反正是第二位的，虽有一定的重要性，毕竟没有你死我活的冲突。比方说，毛泽东的政策和邓小平的政策之间，斯大林的政策和希特勒的政策之间，无疑也存在着优劣高低之别，但都在为各自的一党专政制度服务。

　　因此之故，在蛋糕如何分配，总量做大做小，以及公租房和城乡户口之类问题上，薄熙来并不僵化，有相当的灵活性。这是他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笼络人心的地方。但是，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条命根子，薄熙来抓得很紧很紧。他高举“唱红打黑”的大旗，扬刀立万，作威作福，寸步不让。这是什么？这就是薄熙来模式，或曰薄熙来主义，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毛泽东思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诚然不是新发明，但是，化腐朽为神奇，把面目狰狞的反人类的哲学打扮为神圣的革命真理，薄熙来厥功至伟，诚不可没。

　　有人辩解：“红就是真理！黑就是犯罪！”真的吗？“黑九类”什么时候有了法律的界定？“全国一片红”分明是史无前例的浩劫。治国离不开明确的法律概念，用不着浪漫主义，用不着切口隐语，不允许偷梁换柱。唱红的特异功能是指鹿为马，麻醉人民，神化领导：把没有选举的“夺取政权”，神化为“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把全民贫困化无产化，神化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把贫富鸿沟，神化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践踏人权，神化为“维稳”；把无法无天，神化为“伟大光荣”；当然也就顺便把薄熙来本人，神化为新救世主。

　　打黑的特异功能，是藉以解决法律无法解决的难题。它能叫人发疯发狂，党指向哪里，群众就打到哪里，打右派，打反革命，打自由化，打普世价值，打上访者，打维权者，打律师，打一切胆敢不服从党的领导的人，打薄熙来的眼中钉，往死里打！只要从娃娃抓起，天天唱红打黑，人人麻醉疯狂，最高权力就必然一世二世千世万世代代相传，千秋伟业，帝基霸图，尽在薄熙来“唱红打黑”四字真言的神机妙算之中。

　　即使在共产党的主流舆论中，也早有高明人士期期以为不可。唱红者，党八股也。林彪提倡天天读毛，宣传部长陆定一就很不以为然。陆定一反驳林彪说，美味如云南火腿，天天吃也叫人倒足胃口。轮到宣传工作，林彪的经验哪里及得上陆定一？天天打黑，就是天天搞文化大革命。和谐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薄熙来的阅历哪里比得上总书记？无怪乎即使在薄熙来如日中天的2011年，即使“入常登基”的唿声尘嚣甚上，有识之士仍然砥柱中流，不朝圣，不取经，不喝采，难得啊！（在应酬出席逢场作戏的人士中，情况也复杂得很。专靠打黑起家，靠唱红吃饭的哥们，大概并不多。）

　　十八大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和薄熙来捆在一起，要么跟他切割开来。若不愿意在薄熙来的阴影下召开，不妨从悄悄停止唱红打黑开始。如果光明正大地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相决裂，当然更可贵，更值得大家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