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媒体十问胡温 政治遗产被热炒

　　北京时间9月2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以《胡温的政治遗产》为题目连发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对胡锦涛与温家宝执政中国十年内的政治遗产包括物质基础、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这10年奠定了一个好的物质基础，尝试了一些制度改革，但执政党和政府在面对社会问题和群体事件时受到挑战，需留给继任者努力。第二篇文章则措辞严厉的指出了目前中国社会在胡温治理之下仍存在的十大问题，包括收入分配改革、一胎化政策等十大问题。不过后一篇文章在发布后即被当局删除。

　　邓聿文在文章中称，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是胡温执政的10年。这10年成就非常巨大，但问题也不少。成就包括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政务公开有了初步推进、入世十年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与国际地位增强。

　　邓聿文认为，过去10年中国“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致使中共自身面临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他认为，网络及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极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众的民权意识，从而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控制与治理构成了挑战。文章最后指出，胡温因各种原因未能取得积极进展，继任者如何解决它们，解决的程度如何，将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计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断崛起过程，所以需要有危机感。

　　一向倾心于政改的邓聿文同样在文中表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最后都可归结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所以，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而“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另一时代的开始。胡温因各种原因，未能在这10大问题上取得积极的进展，继任者如何解决它们，解决的程度如何，将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计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断崛起过程。所以，需要我们有危机感”。

　　这篇题为《胡温的政治遗产（中）》，首发在大陆某网站，后被删除，但在该网站热门文章中仍可见标题。

　　文中列出的十大问题包括：

　　一、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有突破，内需主导型的社会还未形成，金融危机后为保增长，放松了转型要求。

　　二、收入分配改革仍未推进，贫富差距无改善，低收入者很难上升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没有壮大。

　　三、户籍改革滞后，城乡矛盾、土地财政、失地农民等问题丛生，农民权益在城市化中被严重剥夺。

　　四、仍坚持僵化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人口结构快速老化，因计划生育导致民?权益被践踏常有发生。

　　五、教育和科研行政化、功利化和科层化趋势未见好转。教育和科研重量不重质，杰出人才和原创研究较少。

　　六、环境污染仍在加剧，环境问题引发的矛盾日渐增多和激化，生态文明建设受到考验。

　　七、虽然积极拓展外部市场、开发新能源，但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能源供应网路。

　　八、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未有建立有信服力的主流价值观。经济大发展，但道德全面滑坡。

　　九、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

　　十、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未能如期望还权于民。虽然也在强调民主、自由、法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实际进展有限，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改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邓聿文亦曾在此前温家宝多次唿吁政改之后，发表过《中国政改的迫切性及路径选择》的文章，称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有一种紧迫感，不能持鸵鸟态度。政改所要达到的目标模式是自由民主，无须刻意去寻找另一目标。他的观点认为，政改的踯躅不前无疑会使人们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群体逐渐失去耐心，改而采用暴力去维护自身权益或者加害弱者。

　　《学习时报》1999年9月创刊，中共中央党校主办，曾刊登许多开内地改革风气之先的文章，如《民主是个好东西》。 《学习时报》1999年9月创刊，中共中央党校主办，而现任中央党校校长是被认为是下届中共最高领导者的习近平，因此《学习时报》的很多文章也被认为可能代表了习的观点，因此得到了海内外不少政治观察人士的关注。

　　附《邓聿文：胡温的政治遗产（中）》原文

　　原文如下：

　　上文从历史的维度阐述了胡温执政10年所取得的成就。总的来说，在这10里，中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和进步。然而，正如上文开头所说，成就的背后也意味着问题。如果不讳言的话，这10年同样滋生或制造了巨大的问题，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从中共自身来说，最大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共在带领人民走向总体小康和富裕的同时，由于未能解决在这一过程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愈益严重的腐化，以及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和满足民众对还权于民的需要，致使中共自身面临着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除此外，从中国的现代化角度考量，胡温10年至少在以下问题和事情上未能取得进展，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后退。这些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有大的进展，内需主导型的社会还未形成；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未能出台，收入差距还在拉大；房地产的调控虽然进行了几轮，但效果迄今不是很明显；社保体系和制度尽管建立，但还处于低水平；户籍改革未能与公共服务剥离，导致城市化虽然快速推进，但农民工仍被堵在城市之外；人口老化严重，人口政策滞后于社会现实；环境污染未见根本好转，生态文明建设有待破题；教育行政化日趋严重，教育思想需要根本变革；科研虽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但基础研究和原创成果较少；社会道德体系正在瓦解，核心价值观缺失；社会分化和固化加剧，官民矛盾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还很低下；未能有效培育和壮大一个中产阶层，等等。下面择其要者分析之。

　　第一大问题，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消费社会的建立上，未能取得实质突破。本10年虽然经济总量成功进二，但这是在经济结构扭曲和粗放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无法抵御外部经济的变动，对长期发展构成损害。必须从过度依赖投资、出口和资源消耗转向在创新基础上的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解决经济内部的再平衡问题。然而，受制于包括地方在内的利益集团的牵制，这10年在该方面做得很不够，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为保增长，放松了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

　　第二大问题，未能有效涵养、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现代国家的发展证明，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石。但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尤其是社会要形成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阶层结构，国家在收入、住房、社保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就须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在这10年，受益于经济增长，从收入角度看，中产阶层的人数有所扩大，但中产阶层的人数增长，远落后于经济增速，原因在于，这10年未能建立起有效培育中产阶层的机制。例如，收入分配改革迟迟不能推进，致使贫富差距的状况无法得到改善，低收入者很难上升到中产阶层；高房价更是吞噬人们的消费能力，使人们难以过上中产阶层的体面生活；一跌再跌的股市，将很多人套牢，不仅未能取得财产性收入，也打破人们的中产之梦。这样的例子很多，而在上述诸方面，国家原本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第三大问题，户籍鸿沟仍然存在，城乡差距仍在扩大。户籍曾是国家控制人民尤其是农民自由流动的最主要手段。本10年城市化虽然得到快速发展，人员流动也大大加快，但由于户籍与城市的公共服务紧密捆绑在一起，并关乎地方财政和经济增长，因此，其改革进展一直不大。一些中小城市虽放松了户籍控制，可进入门槛很高，广大农民工还是不能融入城市，转换身份。户籍改革的滞后也带来了城乡矛盾、土地财政、失地农民等一系列问题，农民的权益在城市化中被严重剥夺，以致使中国在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上演化成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市民的三元结构。

　　第四大问题，人口政策严重落后于现实，人口结构快速老化。生育权是人们的基本人权，但在这10年，仍然坚持僵化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不仅使得人口结构快速老化，人口红利快速消失，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养老水平的提高，也导致失独、性别失调等社会问题。因计划生育而导致民众权益被践踏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上演。

　　第五大问题，教育和科研的行政化、功利化和科层化趋势未见好转，扼杀了人才的创新能力。教育和科研是一国的基础工程。这10年在教育和科研领域虽然有大发展，但重量不重质，杰出人才和原创研究都比较少。从而不利于创新国家的建立。尤其是教育的行政化倾向未能得到根本扭转，甚至还有所强化，教育思想也呈现严重功利化倾向，以论文数量为衡量标准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也日益强化，这些都扼杀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第六大问题，环境污染仍在加剧，环境问题未有改善。粗放式发展的一大恶果，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在这10年，各地上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致使人们生存于中的家园，被严重破坏，环境全面恶化，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乃至生命本身都受到污染的威胁。此外，在这10年里，因环境问题和环境事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日渐增多和激化的趋势。生态文明建设受到考验。

　　第七大问题，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能源供应体系。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中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总体而言，中国是一个人均能源短缺的国家，能源严重依赖外部供应，因此，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多样化的能源供应渠道，中国将严重受制于外，影响发展大局。在这10年，虽然中国积极拓展外部市场，以及大力开发新能源，但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能源供应网络，也保证这个网络的军事力量，新能源的开发也仅仅刚起步。

　　第八大问题，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一个社会，若道德底线不断沉沦，人格分裂，人心不受基本的是非和羞耻制约，以利益为全民族追求的目标，这样的社会也就退化到生存竞争的动物层次。这10年，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道德也在全面滑坡，旧的道德体系已经崩溃，革命时代建立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要求的现代道德体系未能建立，尤其缺乏一种能让全社会认同的主导价值。这是社会产生精神和信仰危机的原因所在。人心的危害是长久和潜移默化的，这10年未能遏制这一趋势。

　　第九大问题，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和具体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这10年，虽然话语权有所增强，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的主张和目标，但未能有效把它落实为行动。原因在于，中国的外交只有原则和目标，缺乏战略规划和议程设置，以及推行的意志力。在外交思想上，不能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自身实力，调整外交方针，而拘泥于“韬光养晦”，自缚手脚，使外交不能体现和反映已经壮大的国力，这尤其体现在用救火式和维稳式的思维来处理一系列国际争端，导致中国的国际环境日趣严峻，也严重挫伤了国人的信心。

　　第十大问题，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距离。这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但正因为最重要，解决起来也特别困难。从各国政治现代化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情况看，要一步到位推进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不可能的，还权于民有个过程，需要慎重设置，但是，至少应该给人以希望，以一些实际的行动来体现执政党的诚意，不能因为困难就裹足不前。在这10年，虽然胡温也在强调民主、自由、法治，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实际进展有限，民主推行不力。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可归结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所以，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另一时代的开始。胡温因各种原因，未能在这10大问题上取得积极的进展，继任者如何解决它们，解决的程度如何，将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计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断崛起过程。所以，需要我们有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