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往哪走 红卫兵一代马上要进入中央

　　“如果薄熙来案的审理只是单纯的政治打击，会让大大小小的薄熙来继续往上走，接管国家的各个层面，使得将来共产党的政治博奕更残酷血腥，社会制度和公民更不安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异议人士王军涛在接受《大事件》采访时表示，近10年间中国从制度建设到人事选拔再到社会管理全面黑社会化，如果薄熙来案要用黑帮清理门户式的政治手段了结，会让中国社会继续黑下去，但如果能把这个案件作为起点，建立一个新规则，让独立司法，让媒体、民众监督，则能够堵住贪腐暴政恶化的趋势。

　　王军涛为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学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1989年64事件后被捕，1994年以保外就医名义前往美国，2006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

　　有鑑于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混乱局面，1978年开始审判“四人帮”时，邓小平曾欲通过此案建立法治社会、举行公开审判，提升中国人民的法治意识。这是他所代表的一大批刚从政治迫害中回归领导岗位的领导人的共识：以法制为今后政治生活中不再发生残酷的政治迫害建立安全底线。

　　王军涛对《大事件》指出，邓小平审“四人帮”时，本意虽然还是想惩罚政敌，但选择司法审判方式进行政治处理，是想规范此后的政治斗争，提升其文明程度并防止再出现文革中普遍发生的恶性迫害。当时的审理中，其做法是，最高政治当局制定特殊程序和选择法官，最高当局为被告指派律师，辩论内容、进程和结果也事先规划好，并将不相干的案件放入一同审理。虽然从法律上来看，这样的做法很可笑，但邓小平至少有用司法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念头，在用意和做法上比毛泽东有进步。即使当时中共想把对“四人帮”集团和“三种人”的案件办成司法上合格的案件，现实中也做不到；除最高当局用意还是政治报复外，中国社会当时对法治文明的各项要素缺乏认识，没有必要的制度设施，也没有相应称职的人才。

　　王军涛认为，今天看中国政治斗争、司法现状并回顾司法建设过程，会发现邓小平开创的这些努力很失败。中共最终不但没达成法制建设的目标，即：不仅为社会生活中的公民建立正常秩序，而且为政治斗争参与者建立安全规范，而且中国的道德底线还不断被破坏，如今处都是违法事件。“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制定了一些较为文明的规则，如重建法治、规定文明的底线，89年镇压时，共产党已经先破坏了民间的管理规则，89年对我们进行审判时，虽然审判本身是政治迫害，但共产党还想装得很文明，现在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了。”

　　王军涛对《大事件》表示，近几年对律师、维权人士的打击，就是文明底线不断在基层被破坏的证明，如今中共处理薄熙来事件的手法，则完全见不到法治的机制。

　　薄熙来被拉下马，许多人认为是维稳派的胜利，毛左势力的削弱，也令许多自由派人士大受鼓舞，但王军涛提醒，薄熙来案的重要之处，就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走向、政治博奕规则和中国将来的社会安全。

　　“很多人都只看到薄熙来一旦当上中国领导人，会很危险的这一面，我相信薄熙来是很危险的人，做得出杀人越货这种事，但胡温把薄熙来拿掉，照这样处理，就是将文化大革命后的政治底线都破坏，所以如果考虑到这件案子对中国法治的影响，也会对中国国家社会秩序带来危害。”

　　王军涛对《大事件》解释，中国在胡温下台后，上来的就是红卫兵一代，这一代人经历复杂，思想来源多样且不稳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原来真诚地相信过共产党，并以理想主义的狂热自我奉献和牺牲以追随领袖，却给社会和自己都带来巨大灾难；后来经历上山下乡，理想彻底的破灭，在丛林规则支配的社会中于最底层挣扎；80年开始，这代人进入学府，反思文革教训并有机会接受西方的思想，在新知识和思想基础上重新恢复一些理想，但89年又经历了天安门事件，90年代则处在完全没有道德理想和底限的环境中，追求最大化个人利益和无节制地满足个人心理各层次的慾望。

　　红卫兵一代崇尚野心、暴力和个人突破成规、建设成就，这一代或在小学，或在初中、高中阶段遇上文化大革命，有的成日拿着军刺、武装带上街打人，王军涛指出，这一代里，薄熙来并不是异数，他只是太过张扬，挑战到中央，因此惹祸上身。

　　2005年，河南副省长吕德彬僱兇杀害妻子，2007年，山东省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在汽车内安装炸药，炸死情妇，2010年，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研究院院长肖传国，因为买兇殴打“打假斗士”方舟子被判刑，王军涛对《大事件》表示，中国乱像频生，今天揭发出的薄熙来，只是多数中的少数。

　　胡温执政以来，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口号，但王军涛认为，近10年间中国官场乃至上流社会其实是全面黑社会化，如果薄熙来案要用披着司法外衣其实是践踏司法的政治手段了结，会让中国社会继续黑下去，相反的，如果能把这个案件作为起点，建立一个新规则，让独立司法，让媒体、民众监督，则能够堵住贪腐暴政恶化的趋势。

　　王军涛表示：“薄熙来在重庆实施严厉镇压异己的恐怖治理，是人类当代政治史上少有的暴政；因此，打掉薄熙来我贊成。但是，如果薄熙来案的审理只是单纯的政治打击，那么不过是为胡温剪除一个政敌，为习李扫除接班路上一个绊脚石，为中共官场肃清一个不安分守己者，但还会让大大小小的薄熙来继续往上走，接管国家的各个层面，使得将来共产党的政治博奕更残酷血腥。”

　　王军涛指出，80年代中国开始搞经济改革，红卫兵一代进入民间公司，民间公司内斗得一塌煳涂，90年代这批人进入地方官场，地方则乱像丛生，现在他们马上要进入中央，之后中国会有10到20年的时间，在这个年龄层的领导下。

　　“让这样缺乏忠诚信仰和个人道德底线的一代执政，西方在中世纪后期也曾经有过，那时西方局部地区和时间的政府、上流社会和社会精英也很混乱，他们就是靠宪政和法治，一步步走向清明。”王军涛对《大事件》说。

　　因此，王军涛认为，如果薄熙来案能公开审理，在中国建立一个法治制度，等到红卫兵一代进入中国各岗位后，人民还有法律的保护，如果法律成为红卫兵一代手里操控的工具，将是非常危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