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总是引起广泛国际关注的重要事件。有些人期待党代会在新的领导班
子组成或者在党的总的路线方面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有些人在寻找具有媒体效应的元素。谁要是在这些方面费心思，那么他不久就会受到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无处不在，只有那些总是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二十年多年前的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人，才对中国的成就熟视无睹。
鉴于各种原因，中共十八大将作为特别重要的事件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对于一切想了解的人来说，党的路线方针已经表述得十分清晰，党代会将进一步强调和明确这些路线方针。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战略的正确性，这一点不会受到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它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尽管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干扰，但是中国内部稳定;尽管还有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人民生活得到了广泛认可的显着改善。这一切都导致了全球在力量对比方面的变化。
中共十八大将在世界范围内增强这样的认识：上世纪末的剧变并非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也并非是最终正确的。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们抱着不断增长的兴趣关注中国的发展。人们在研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在许多国家——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密切注视、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技术理念、财政政策和国际政策以及在中国发生的其它许多事情。
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社会发展规律那样，中国共产党将历史发展视为具有历史延续性的革命变化的过程。如果中国不在殖民地的泥潭中或者在由殖民主义列强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沉没的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只能被一个超越殖民地和封建社会的社会所取代。由此，便产生了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之后并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一条社会发展的崭新的革命的道路。尽管在这条路上也出现过曲折和困难，但是，这是在革命过程中开辟了理论和实践全新领域的、富有创造性的一条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一条道路。今天，对于那些具有相似条件的国家来说，这条道路对于它们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因此，这条道路不仅仅只是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关。
特别是将新民主主义作为出发点，中共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在这条路上取得了成功。当然，中国具有许多由其辽阔的国土面积、历史、文化和许多其它条件所决定的特殊性，但是，对所有致力于社会进步和和平生活的人来说，研究中共政策的理论原则和处理事情的方法并为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得出结论不是很有益的吗?人们常常强调相互学习的原则。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别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既学习了别人的进步的经验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现在从中共那里学习巨大的成功经验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这特别涉及到中共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怎样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中共十八大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元素已经制定的时刻召开的。这些最重要的元素是经济发展战略、财政政策、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问题、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社会结构、国际政策等等。在许多地方，既在共产主义政党也在一些社会主义政党中都在讨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但是，却常常缺乏学习中共经验的决心。
作为主要的理论定位，中共提出并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别于在苏联模式中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创造社会主义基础”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中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许多特殊性在其它国家也存在。并非所有从前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事物就是能够成功得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原则。经验告诉我们，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并不是成功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条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是与对在1989年至1991年间在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的误解相联系的。那场剧变导致了特别在受到直接影响的那些国家里的许多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直到今天还困惑不已，他们需要新的方向。那些年的剧变在与之相关国家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中国的经验证明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处理事情的方式、制定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和策略的方法，关键要有适应时代的关于创造新的社会制度和关于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的视野。中共十七大的报告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个论断包括了许多深刻的真理。资本主义近期的发展再清楚不过地证明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关系条件下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结构中不能掌控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解决全球经济难题。
我衷心祝愿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这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符合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利益，符合所有渴望在和平和社会安定中生活的人们的利益。(《今日中国》供稿)
*罗尔夫·贝尔托特于1982年至1990年任民主德国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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