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给过他机会 赵紫阳为何就是不认错？

　　在六四事件后，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因拒绝同意和执行“对学生运动要采用武力镇压意见”， 最后被指“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而下台，但他自己一直不承认自己有错，从此开始了被软禁生涯。赵紫阳虽被撤了职，但并未开除党籍。在软禁期间，当局给过他很多机会，只要他认错，就能复出工作，但赵紫阳始终都不认错。

　　王雁南说：“他很清楚如果要选择认错的话他马上就可以改变他的处境，如果在任何时候他放弃他的信念的话他都会有好的多的待遇，这点我们也很清楚。

　　的确，邓小平在南巡途中一再提起，说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的那五年“加速发展功劳不小”。南巡回来后，杨尚昆和万里曾提议让赵紫阳复出任国家副主席，于是邓小平让杨尚昆请赵紫阳承认在六四中所犯错误，但赵紫阳拒不认错。之后多次派人和赵紫阳联络，赵紫阳坚持自己没错，不改初衷。赵紫阳说：“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

　　像赵紫阳这样始终不改初衷，坚持己见，15年来拒绝认错，这在共产党内是少有的。在中共的党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高级官员在党的名义的压力下，坚持拒绝检讨认错。例如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都曾写下长篇检讨，沉痛忏悔认错。甚至刚正不阿的彭德怀也曾经向毛泽东检讨认错。

　　2004年3月20日，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在与赵紫阳谈话时提到：“李锐同志说过，党的历任总书记多是以检讨、认错方式结束任期的。只有你和陈独秀没认错。”

　　赵紫阳当时因患严重唿吸系统疾病，而只能插着氧气管、半躺着说话，可一听到姚监复说的这些话，便一把拔下氧气管，勐地站起来，走到姚的面前，指着他说：“你说陈独秀？”

　　姚答道：“不是我说的，是李锐同志说的。”

　　赵紫阳听后哈哈大笑，并来回走动，很是兴奋，一扫病容。

　　姚先生后来回忆道，从谈起这个话题，到大家一起合影，直至他们离开赵家，赵紫阳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好心情，谈笑风生，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病得快要去世的人（赵紫阳于十个月后病逝）。

　　从这位被软禁者的这阵朗朗笑声中，我们可以听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笑意来，他们这两位隔代总书记有着相似的政治境遇：一是都在自家党中遭受不公正对待，并被要求做到俯首认错；二是都在这种压力下坚守政治家气节，拒绝做出违心检讨。

　　这种认同感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的虔诚感，毋宁说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其间隐有这样一种信念：

　　坚信历史终究是要讲求公道的，终究是要对现实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做出公正评价的，对行善者予以褒扬，对作恶者予以贬斥；因此，那些生前蒙受冤屈的行善者将会在历史中得到应有的补偿，而那些生前制造冤屈的作恶者也将会在历史中受到应有的清算。

　　历史可以说是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一些中国读书人心中的“上帝”，是他们在一生中尤其是在紧要关头时最为倚重的精神支柱。古有文天祥赴难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有林昭绝命辞：“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这些中国读书人都敬畏“永恒”，看重“三不朽”，即能够刻诸青史的德行、功业和言论，因而也就在终极价值上把历史看得高于现实，坚信历史终将裁决现实，评品现实。 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敬畏感，赵紫阳在1989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反对军事戒严，拒做违心检讨。

　　1991年7月10日在被软禁的居所中，赵紫阳对颇费周折地前来探视的老战友宗凤鸣说：“我个人这个结局全是自己的选择，正如邓小平与一位国外学者所言，‘赵紫阳是自我暴露’”。“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情况可供选择：一是说服邓改变‘4?26社论’，改变关于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二是耍滑头称病，当两面派，但我身体很好，说不过去，再说以后也不好办，还会批我反自由化不力；三是目前这个选择。”

　　宗凤鸣随即追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下决心做这样选择的？你当时是怎样考虑的？”

　　赵紫阳答道：“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帐”（据赵身边的人说，赵紫阳在‘六四’事件发生前，曾一再声称：从历史上看，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赵紫阳还曾对另一位老战友赵健民说过这样的话：“宁愿自己总书记不干，也不做历史罪人。”

　　赵紫阳无疑坚守了他对历史的信念，或说是履行了他对历史的承诺，为不做历史上的罪人而做了现实中的囚徒，成为继陈独秀之后, 唯一一个坚持自己信念，不以检讨而告终的共产党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