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贵族控制财富 中国面临变革最危机时刻

　　许多中共政府官员包括两名政治局委员最近都透露说，他们在忙于阅读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这本书分析了在1789年革命爆发前的法国社会，并调查革命发生的原因。

　　《澳洲金融评论》10月12日发表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的文章说， 150年前出版的这本描述一个遥远国家历史的书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热门读物，听起来很离奇，但是共产党可能已经意识到一党专制的“旧制度”已经过时。目前中共内外交困的局势或许将导致习近平进行变革。

　　“誓死捍卫十八大”？中共被围困

　　文章说，上个月，中共储君习近平突然消失两周。习近平失踪之后紧接着是出乎意外的歇斯底里的反日游行爆发。所有这些离奇的事情可能都跟十八大有关。

　　焦虑和担忧最好的象征就是当局发布的标语“誓死捍卫十八大”，听起来就好像共产党被四面围困了一样。的确，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民众对于国家未来方向都发生了深刻分裂。

　　这个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不仅仅是社交媒体充斥着批评和嘲笑，甚至官方媒体都允许非同寻常的批评声音。胡温领导层从2002年开始接掌权力，最开始被赞誉为“胡温新政”，人们期待他们进行未完成的经济政治改革，并解决棘手问题比如社会两极分化，政府腐败和环境退化。所有这些问题他们没有解决，虽然在他们任期内，中国经济的确继续快速增长并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家被红色贵族控制 财富分配不平等

　　文章说，缩小不平等从一开始就是胡温领导层的重中之重。胡温采取措施以改善弱势群体的民生，包括取消农业税，建立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但是，近年来，分配不平等继续大幅上涨，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新的城市贫困阶层出现。

　　即使中产阶级都日益感到难以对付飙升的房价，高涨的医疗费用和增加的教育费用，而受操控的股市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抢劫低收入家庭存款的掠夺机器。

　　跟穷人的艰辛形成鲜明对比，也与共产主义理念互相矛盾，权力精英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在过去十年已经日益巩固。权力和财富被几百个“红色贵族”家族所控制。

　　由于关键资源包括土地和信贷仍然被政府权力分配，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易，权力精英和他们的家族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关键职位。

　　权力精英贪腐 聚敛大笔财富

　　文章说，这些企业垄断着上流行业比如银行，能源，交通和通信。特殊利益集团使用它的权力和特权受益于市场改革的每个步骤而把改革成本转嫁给弱势群体。最近几年，这些利益集团甚至开市场改革的倒车，导致“国进民退”。

　　尽管胡温领导层持续发动反腐运动，腐败还是加深。权力精英通过贪污，受贿和“灰色收入”聚敛了大笔财富。小小的腐败贯穿在日常生活，重大贪污和腐败可能涉及数十亿美元。

　　同样严重的还有环境破坏。虽然理论上，胡温把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加上了“科学发展观”。但是无情的发展主义还是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环境有多么恶劣？全国5.6亿城市居民当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唿吸的口气被认为是安全的。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16个在中国。中国每年75万人死于污染相关疾病。大约90%的中国城市地下水被污染，3亿农村人口依赖不安全饮水。

　　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

　　文章说，胡温领导层完全意识到，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加剧社会不平等，官员腐败和环境破坏。温家宝总理在许多场合描述中国经济是“不平衡，不协调和不持续”。实际上，当局却没有做多少事情来刺激创新和国内消费以转变增长模式，而是严重依赖政府投资，抑制生产成本，出口廉价产品。

　　最近几年，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比GDP的一半还低。即使政府持续努力遏制房地产投机，作为经济刺激计划一部份的数万亿元的信贷还是投入资本项目比如房地产，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以舒缓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

　　过去三十年来这种管理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带来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和银行不良贷款。除了加剧的社会紧张，中国经济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初开始出现经济放缓。增加投资不能解决企业盈利下跌和需求疲软的问题。

　　中国需要根本性制度变革

　　文章说，在世界银行二月份发布的详细报告当中，它建议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只能通过实行一系列基于市场的改革才能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成为一个现代的高收入国家。

　　这些改革包括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革和重组国营企业和银行，发展私营企业，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工和金融市场的重组。中国的经济下滑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因为它终于显示快速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破产，并打破了中共抵抗根本改革的藉口。

　　胡温领导层的好意和辛苦没有带来满意的结果，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触及问题的根子。中国需要根本性制度变革，以建立基本的机制来有效解决经济不平衡，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政府腐败和环境退化问题。财富分配不平等根植于有利于特权阶层而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权力结构。

　　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弱势群体被迫首当其冲承担改革成本，而特权阶层从中获益。政府禁止独立工会和集体谈判权。尽管放松控制，户口制度仍然让农民工作为二等公民，在就业，工资和福利方面无法受到平等对待。据估计，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8%，社会保障占政府财政支出只有10％。

　　中国缺乏政治反对党，独立司法和独立媒体，使得控制政府腐败太艰难，特别是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造了无数权钱交易的机会。同样道理，在一个奖励官员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追求GDP增长，并拒绝独立监管和独立非政府环境组织的制度下，环境保护无法得到保证。

　　新领导层能担当历史使命吗？

　　文章说，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类似20世纪70年代后期，需要一个大变革来推动国家前进。

　　那么新领导层将胜任这个任务吗？对他们来说，条件已经成熟，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有政治意愿完成历史使命。这次权力交接大有可为。新领导层的这个任期将是共产党能否振兴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就像国民党在1986年所做的那样，否则它将被抛弃并退出历史，就像东欧的共产党所发生的那样。

　　中国的改革和革命在比赛

　　文章说，习近平属于“文革一代”，他们早年经历了混乱的文化大革命，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成熟。这一代人被政治背叛和残酷惊醒，对西方影响持开放态度，积极走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前头，并勇于行动。

　　而且，从家庭背景方面来看，习近平属于“太子党”。文章认为，如果习近平决心启动彻底改革，各种有利的资源垂手可得，从他的太子党身份，跟军队关系密切，在沿海省市担任领导人的丰富经验，以及因为父亲习仲勋的关系而跟党内自由派的联系。

　　习近平跟党内自由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意识到共产党政权缺乏民主合法性，习近平赞成“权力由人民授予”的理念。

　　就在两个月前，习近平安排跟胡德平会见，他是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并且是目前中共改革派的旗手。习近平证实说，“我们必须高举改革旗帜，包括政治制度改革。”目前国内水深火热的局势诱导着习近平效仿蒋经国的范例，蒋经国选择取消报禁和党禁，开启了台湾的民主转型过程。

　　文章说，中国的改革和革命在比赛。实际上，共产党领导人的确需要看看法国大革命传递的教训。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改革和革命之间有一个比赛。清王朝进行了一半的改革被1911年的辛亥革命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