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为十八大后习近平政改定调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媒体和理论界长盛不衰的话题，特别是十八大后，中共将如何推行政改已被海内外重点关注并寄予厚望。对于中国来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涉及到对政治体制的定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什么，其次才是中国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分析认为，胡锦涛在7•23讲话中，已经透露了中国政改的方向，有意在换届前夕为政改定调，对习近平有承前启后的指导意义。

　　三个层次社会制度定调政改

　　胡锦涛在7•23讲话中，谈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际上，胡锦涛强调的这三点内容，与他在201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阐释十分吻合。胡锦涛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分为三个层次，依次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

　　第一层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二层的基本制度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其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再次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三层是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胡锦涛所提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就是坚持前两个层次的制度，这就透露出，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对第三个层次进行改革，即对各项具体制度进行完善和改进。对此，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分析认为，中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分为三个层次是与时俱进的认识。

　　严书翰指出，当初苏联、东欧的改革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正确认识。50年代初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没有把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分开，而是将具体制度等同于基本制度，认为这是完善的，也是完整的，不需要改革，因此他们迟迟不进行改革。后来苏联在改革过程中把具体制度的一些弊端等同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弊端，所以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倒重来。

　　而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的认识，就决定了中国不会犯东欧和苏联的错误，前两个层次乃国之根本不容动摇，第三个层次的具体制度改革方向需符合民众的利益和需求。

　　摒弃杂音干扰 走自己的路

　　当然，对第三个层次进行改革，并不意味着前两个层次就按兵不动了，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针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以及具体制度的改革。

　　对于根本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革。第一，扩大直选，实行差额选举，赋予代表或选民以候选人的提名权;第二，改革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制度;第三，进行职能改革，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

　　对于基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日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律体系方面，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再到执法必严;经济方面，从完全的公有制转变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于具体制度，进行了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建立，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等等。

　　上述两个层次的改革一直在逐步推行，后续也仍将延续。但是这些改革对于海外媒体来说，并非如他们所期望的那种“刺激”的改革。因此，中国政改一直被认为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对此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说，因为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老是被一些人指责为“不搞”或“假搞”。实际上，中共对民众和党员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和要求，是很重视的，也是听得进去的。

　　中共今后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能被西方一些媒体牵着鼻子走，在这方面严书翰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一句话来形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即强调中国的政治改革，仍是要基于中国国情。

　　可以说胡锦涛此番对政改的阐释，较为明确的对中国政改进行了定调，应是十八大前关于政改的最重要讲话，乃换届之际承前启后之举，为习近平延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延续中国式政改进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