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政治路线很神秘 很可能带领中国第3次飞跃

　　中共领导人接班在即，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位的习近平即将于11月8日召开的十八大上正式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是最高中共领导人的位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与中共党内杂志《求是》皆释出了新的讯息，开始为习近平将要走的政治领导路线作一些介绍和美化。

　　10月11日，《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发表了一个包含七篇文章的特别策划，讨论建立一个”现代”或”新”的政治观。其中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在其《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一文中表示中国政治改革迟迟未上路不是因为惧怕民主，而是”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足”一词因此开始在中国网民间流行并遭到讪笑。

　　《华尔街日报》旗下的《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 Time Report)10月12日的报导表示，非常多的中国网民对此言论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又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政府不进行改革的藉口，尤其是一个在十八大召开前试图解释为何中国共产党无法解决许多问题的藉口。报导甚至引用了一些中国网民在微博上利用”理论准备不足”所造的句子，例如，“我不害怕婚姻，只是我还理论准备不足”，“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午餐暂缓”等。

　　严肃的批评者则提醒大家邓小平的改革是抛开理论而来的。批评者认为，邓小平在进行经济改革时，曾表示不管黑猫白猫，只要住抓老鼠就是好猫。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十年来有爆炸性成长。

　　《中国实时报》报导指出，中国国内认为中国还无法进行改革的声音，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更不限出自于老一辈中国人。2011年年底，知名青年作家韩寒就曾主张中国不会出现“丝绒革命”(指前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年的和平演变)、也无法在短期内进行民主改革，随后引起热烈讨论。

　　然而，不管“理论准备不足”是中国共产党的藉口与否，公方彬和其他于此特辑内发表有关新政治观之文章的作者们的真正意向和特辑所代表的意义，似乎不仅如此。

　　习近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

　　《亚洲时报》(Asia Times)的吴宗(Wu Zhong，音译)在10月17日的报导中表示，官方《人民论坛》所发出的新政治观特辑所代表的是习近平将来的政治路线。吴表示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共产党内部开始对习近平将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由“革命当”转为“执政党”这个政治路线，进行美化。

　　报导表示习近平早于2008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的演说中，就已提及这个策略。习说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性的党成熟过渡到一个将在中国长久执政的党；他并表示希望所有的党员、尤其是官员皆能基于这个改变而有所调整。在当时就已经有许多评论表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突破、是抛开马克思主义中心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中的革命与阶级斗争。

　　吴宗认为在习近平接班前的几週，中国共产党终于开始了对习的此政治路线的昭告。吴特别强调《人民论坛》宣称自己是中国内最有份量的政治刊物，每一期皆发与每个层级的领导人，包括中央、省级、市级、以及县级，由此可见这个“新政治观”是得到最高层的许可的。

　　特辑的前言介绍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第63週年前夕，也是十八大前夕，一个中国共产党必须去面对的问题即是如何避免一个朝代从建立到腐败最后衰亡的“历史週期律”，以继续领导中国。而在中国网民间引起讨论的公方彬的文章，即是此特辑的前言介绍后的第一篇文章。

　　公方彬在文中大方承认中国人民在30年经济成长后并没有觉得比较快乐。相反，社会冲突加剧了。其主要原因是政治改革停滞。他因此认为现有的政治制度无法与经历了30年经济改革后的中国相容。为什么政治改革滞后呢？ 公方彬强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建立一个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新政治观”。

　　公方彬的“理论准备不足”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理论不足以支撑现的执政党。革命的语言是暴力，治理国家则是要强调平衡与妥协；革命时需要强调与激化阶级斗争，但治理国家时需要的却是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与不同；(共产)革命是要以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以保护另一个阶级，但作为治理国家的党则是要满足所有社会阶层与团体的利益要求。

　　另一篇文章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党的这种思维持续影响党对现下中国的问题的看法；而这种思维迟迟无法改变的原因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团体皆试图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东认为要改变这种思维、使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当，靠的是法治。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全中国的党必须对全中国人负责，它必须放弃一些只针对某个阶级的政治运动。

　　吴宗表示在这次关于“新政治观”的特别策划中，七位作者皆提到共产党的转向以及法治。但吴也强调，虽然这代表他们主张共产党应进行改革甚至扩展民主政治，但这些皆强调前提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习近平很有可能就是带领中国做第三次飞跃的领导人

　　虽然公方彬在《人民论坛》的文章开头便提及毛泽东，表示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里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飞跃”，但是这只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而言。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的飞跃则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吴宗认为公方彬主要是要暗示，运用“新政治观”进行政治改革的习近平很有可能就是带领中国做第三次飞跃的领导人。

　　但是这个飞跃只在共产党历史上与毛泽东有延续性上的关联，在政策方向则需与其分割。吴宗认为“政治观”代表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政治走向划清界线，不再标榜阶级斗争或共产党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在1997年就偏离了其党章中确定的中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示，吸收“资本家”为党员，但是吴认为这次由官方背书的理论宣称，代表了共产党的理论论述终于赶上了其作为。

　　无独有偶，10月16日发行的党刊《求是》《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表示，“改革开放成绩不容否定倒退无出路”，可以说是针对标榜毛泽东路线之新左派的批判的一种暗示。

　　《时代杂志》认为16日发行的党刊是在十八大前的最后一期，因此其中的专文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弦外之音。《时代杂志》的记者汉娜‧毕琪(Hannah Beech)表示有迹象显示毛泽东及其思想在文章中刻意被淡化。毕琪说明中国政治的口号向来是制式的，首先是称颂党以及马克思。

　　毕琪说明中国政治的口号向来是制式的，首先是称颂党以及马克思，接着就是四大领导者的影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景涛的科学发展观。

　　但是，毕琪指出，在10月16号《求是》内的专文里，毛泽东的名字却一次也没被提及。在《时代杂志》的文章中毕琪节录了一段专文的内容，内容中提及了邓小平的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毛泽东却消失了。除此之外，她也指出在同年9月28日中国政府经由新华社对外发表的两篇关于十八大召开与开除薄熙来的文章中，也皆在提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情形下，省略了对毛泽东思想的颂扬。

　　毕琪表示毛主义自前几年开始的确再度在中国人民之中有某种程度的回响，特别是在现今中国在经济发展后贫富不均和腐败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新毛主义者认为重新高举和致力实践社会主义思想是针对一个不平等社会的解决之道。

　　政治前途曾被看好的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即是混和了复兴的毛泽东主义、国家主导经济的经济方向、和民粹式的打击犯罪手法。但是今年他的倒台被视为是新左派的政治影响力的减弱。

　　《时代》杂志的毕琪认为，习近平能得高位是由于他连系各个派系的能力，因此很难去猜测他的政治路线，但是说他不能容忍毛主义的复兴也许不会离事实太远。毕琪猜测，《求是》一文是否是胡锦涛要打击新左派以巩固自己的历史定位？或是代表了习近平因自身的家族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憎恶？

　　的确，习近平曾经对文化大革命的结果表示遗憾。据美国自由派在线媒体《每日野兽网》(The Daily Beast)报导指出，习近平曾于美国副总统拜登访中时，在言谈中表示自己的父亲与家人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许多苦。，纪录显示，中国官方口译并没有翻译这段话。报导也指出曾有欧洲外交官员也表示听过习近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负面评论。根据《野兽网》中指出的一则由中国媒体报导、未被确认的消息，习近平甚至曾因提及其同父异母的姊姊于文化大革命自杀一事而公开落泪。

　　不过，出版了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传》的罗伯特‧库恩(Robert Kuhn)认为，习近平的确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左派极权政治的不正义，但是，库恩说：“你看不到他的愤恨不平”。

　　习近平的政治路线中立且很神秘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和中东在线新闻媒体《国民》(The National)对习近平作为下一任中国领导人的分析报导皆表示习近平的政治路线看似是中立的，也很神秘。

　　《外交政策》10月19日的文章指出，习少有让外界知道他的治理手法的机会。文章作者约翰‧甘纳特(John Garnaut)认为，与近期美国总统大选的喧闹相比，中国的下一位领导人的消息可说是少之又少。外界亟欲了解习近平，但是他的政策偏好、在政府里的纪录、甚至是他的家族情况皆是一团迷雾。

　　在习近平的自传性文章里，他的“黄土地”经历告诉中国人民，他有与中国广大草根人民亲近的经验，澳洲国立大学中国中心主任白杰明(Geremie Barme)表示这对中国人民是重要的。在他的自传文章里，他形容当时他经历过的苦难(“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更表示“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他在文化大革命遭遇的冲击也是巨大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习惯于或懂得如何维持低调。

　　甘纳特表示习近平在党内的高升可说是倚赖他避免与大人物冲突以及不凸显自己的策略。即使他有任何突出表现或是可怕的错误，也都在现在共产党强调集体政治的情况下被抹平了。他的政治成就似乎就是不留下一丝痕迹。

　　在少有的公开例子中，习近平表现出的政治形象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可讨好所有重要的政治派别，即使这些派别可能在利益和意识型态上是相互牴触的。甘纳特表示习近平也玩过反美(西方)和标举毛主义的手法，但他同时也保护私人企业并将她的女儿以假名送往哈佛大学念书。

　　《国民》的分析报导中也表示习近平在中国政坛里似乎并没有被贴上特别左或特别右的标籤。报导指出，虽然除了与解放军有着比胡锦涛更深的关系之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待过的地方几乎也皆是经济发展良好的区域，如江苏、福建和浙江，但是中共官员的背景通常并不能百分之百作为他未来政治走向的根据。

　　原因是，中国已经由个人独裁转向寡头政治，这意味着党内部的合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重要的，这也表示权力位置是根据各个派系的利益来分布的。习近平将来的副手、也将接班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即是属于胡锦涛的共产党青年团派。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几乎可以确定在政策执行上的延续性，但这也会限制习近平与他的统治团队迅速回应任何事件的能力。而这在中国现下经济成长已趋缓的情况下更显得迫切。

　　在经济上，习近平的新团队可能无法如外界期盼般地带动世界经济，而在政治方面，虽然习近平比起胡锦涛可能更有自由派的作风，但在目前为止看到的习近平的政治生涯中，并没有任何他想改变现有中国权力结构的意图。《国民》尤其强调，任何正在面对经济难题以及外交政策危机的政权，皆不会有任何采取自由化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