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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就在旁听席上,他的女友和同事也到场。他们都快认不出来这个原本138斤的青年。关进劳教所一年后的任建宇,现在只剩下103斤。
他变得沉默了。“祸从口出。”他的代理律师浦志强说。
一年前,任建宇因言获罪,被重庆市劳教委宣布劳教两年。现在,他和他的家人决心讨回清白。
“无妄之灾”
2011年8月17日,这一天是周三,重庆主城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任建宇的女友正在家里看电视。她接到了任建宇的同事给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男朋友被警方带走问话了。而两天前,她才刚从彭水看望男友回来。
“无非是派出所民警找他核对一些户籍信息罢了。”她想。在当时,任建宇在彭水做计生工作。
任建宇被询问的是他在QQ群里发的图片来源。他发图片之时,大连PX事件正如火如荼,“7·23动车事件”的阴霾还未曾散去,郭美美事件也在发酵。他还在群里发了一张领导人的搞笑图片。
询问结束后,8月18日凌晨,任建宇回去了。他在车上给网友“飞熊”发了两条短信:“我被网络警察带走了,告诉其他几个群里的人,QQ群被监视了,不要聊天了,不用回复我,我没多大的事。”另一条:“如果三天之后我没回来,请在微博上帮我唿吁,一定,不回。”
他回家后,删掉了自己曾转发的一些微博和帖子,删掉了QQ空间里的一些文章,然后打电话给女友。
两年前,任建宇考上公务员,被调配到彭水县工作。事发时,任还处于转正的公示期。女友担心他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在电话里说:“要不,我来?”
“不用,估计还会有事。如果我没事,准备回家一趟。”任建宇说。
但他没能回家。18日下午,任建宇再次被带走。这一次,“询问”变成了“讯问”。任建宇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立案,并在当日转刑拘。此时的任建宇又电话告诉女友:“我没事,协助调查几天。你别和家人说。”
四天后,迟迟等不到电话的女友着急了。她告诉了任建宇的父亲任世六。任世六正在工地上干活,听闻儿子被抓去,当时就昏倒在工地上。过年时,任世六不敢回家,任建宇的爷爷也觉得丢人:孙子成了劳改犯,家人抬不起头。
2011年9月17日,重庆市公安局提请逮捕任建宇。9月23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认为,“该案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不批准逮捕。但也就在当天,公安局管辖的劳教委下达了劳教决定书,决定将任建宇送往涪陵劳教戒毒所,劳教两年。
9月24日上午9点,心急如焚的任的女友接到了彭水县民警的电话,要她去领东西。9月26日逢周一,他们在彭水看守所见到任建宇。
此时,任的女友、任世六,乃至任建宇本人,尚不完全知道到底为何被劳教。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场“无妄之灾”。
女友在百度上搜索“彭水”,蹦出来最多的,是“彭水诗案”的检索结果。
2006年8月15日,彭水一公务员秦中飞写了一首针砭时弊的打油诗,被认为是攻击当时的县领导,因此而获罪,40多人牵连其中,被称为重庆现代版的“文字狱”。该案件后被迅速纠错。
“我连这个新闻都没看过。”任的女友说,“谁会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小镇青年
任建宇今年25岁,是重庆江津市石蟆镇关溪村人。2005年高中毕业后,任建宇考入重庆文理学院中文系。他家境贫寒,大学时曾靠给女生宿舍送水补贴生活。2008年初,他的母亲因脑血栓去世。
大学时,他是学院图书馆读书活动部刊物《书源》的副主编,还是入党积极分子,曾参加过入党培训。他读书广泛,曾是图书馆借书最多的学生,还为此得到了一纸荣誉证书。他骄傲地把这一荣誉写入简历。
2009年毕业之前,他曾在重庆的一个偏远县城支教半年。毕业时,他考上公务员,被调配到彭水县,在郁山镇计生办工作。
2010年7月9日,他工作刚好满一年,调入了山里当了村官。他有点失望,“一年前的今天,我结束半年的支教生活走出山区,刚好一年后我又再次走进山区,这一次也许永远都不能再出去了。”他不愿长期待下去,“不然将被时代无情地淘汰”。
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完成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在同事的眼中,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与同事和睦相处。领导、同事对他的评价,就像小学老师为优秀学生写的评语一样:“工作积极主动,服从领导安排,能不折不扣地完成自己的各项工作任务”,“积极参加镇上的各项活动,思想上追求进步,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他被评为2010年度优秀大学生村官”。
只有在QQ空间的日志里,才可以看到青年任建宇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以及他对未知的未来生活的恐惧。
他抱怨医生见死不救,嘲笑地震局专家,对集体唱红歌不满,对某些上访户的愚昧感到无力,斥责人们对扒手的视而不见,“包括我”。
2010年对他来说,“荒山不改,污水长流”。之后,他开通了腾讯微博,看到了“太多的负面新闻”。这一年,他有了可自由支配的收入,订阅了《南方周末》。他深感,“这个时代是有罪的,我们无可避免的,都是帮凶”。
他充满了愤懑,但“决定保持沉默”,只把这些写进自己的QQ空间里,留给自己和好友看。但在重庆市劳教委看来,这恰恰是任建宇“罪行”的佐证。
其实,任建宇很少有原创的信息。他转发的微博中,不少是专家学者,如杨恒均、于建嵘等,他们的书正在合法出版,他们也在四处为领导干部讲课。此外,任建宇还转发过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的言论,以及温家宝总理的政改言论。
他喜欢旭日阳刚版的《春天里》。“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自己的经历,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同身受”,他的女友说。
他们先是上大学时分隔两地,苦恋四年;好不容易等到工作时可以在重庆相聚,女友回到了老家当了小学老师,但任建宇却又去了彭水当村官,被嘉陵江和长江隔断。如今,他们分别处于高墙内外,会见时隔着玻璃,相互望见却无法触摸,只能用电话一诉衷肠。
这种“只有在电视剧上才会看到的情景”,在江津这两个小镇青年之间上演了。
劳教所的日子
至今,任建宇仍被关押在涪陵劳教戒毒所。他在2011年10月被送进来,号子大约18平方米,像学生宿舍一样是上下铺,能住12个人。任进去之后,很快认识了早先进来的方洪。
方洪,网名“方竹笋”。2011年4月22日,得知重庆检方对“李庄漏罪案”撤诉后,方洪发了一条讽刺薄熙来王立军制造李庄案的“一坨屎”微博,旋即被劳教。这就是着名的“一坨屎”案。
据方洪回忆,他们在劳教所主要的工作是做圣诞灯。上午七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六点。早餐一般是稀饭、3个馒头和1个鸡蛋,午饭晚饭都有肉可以吃。“应该说,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大约花到五六百块钱生活费。”
方洪在里面负责分饭。“任建宇比较能吃,比我吃得多。”他说,“但他压力很大,精神状态不好,很紧张。小年轻嘛。”
任建宇干活非常努力,以期获得减刑。“据说,一个月要是不被扣分,可以减刑一天。”任的女友说。
“那个时候,唱红歌唱得好的话,也可以获得减刑,最多减三天。”方洪说。
他能说会道,是个话唠,常常在夜间卧谈时,讲解自己的时政观察,分析形势。有时,劳教人员被组织学习,方会和教官理论,后来干脆就不被允许来上课。
在2012年春节之前,杂志是可以带进去的。任建宇写信给女友:“《读者》这样的就不要带了,《南方人物周刊》一定要买,其他的随便吧。”
他们也可以看报纸,但不允许自己带进来。《法制日报》和《重庆法制报》会定期送入每个房间。通常,任建宇会把报纸拿给方洪,方看过之后,对任等人解读报纸消息。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可以看电视,晚上他们会集体收看《新闻联播》。两会期间,他们看电视的时间更多一些。这是获取官方信息的主要渠道。
任建宇有空就会写信。他以前就很能写,劳教所的孤独也给了他一个机会,他拿起纸笔,写下十几封情书。在信中,他拼命地回想和女友相处的每一个欢愉的时光。一看到这些信,想起任建宇在劳教所的孤独和恐惧,女友就抹眼泪。
2012年元旦前后,他写信给女友,说他想再读一遍《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他特别喜欢这句:“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女友将这篇文章打印下来,连同2010、2011、2012年的新年献词,一起给他送去。任在劳教所迎来的第一个新年 —2012年,他看到《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是《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这是一个亟需正义的时代,而你对权利的坚守就是正义之源。”
到了2012年2月,杂志也带不进去了。那个时候,他们的副市长兼前公安局长突然驾车西去,遁入了美领馆。
“有一天早上六点多,我没去吃早饭。任建宇跑回来和我说,‘你的敌人跑了’。”方洪说,“我告诉他,他(王立军)早就该跑了。”
劳教所里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很兴奋,包括警察。”方洪说。再到后来,温家宝总理的两会答记者问,他们也看到了。3月16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
任建宇不知道的是,从今年3月16日开始,人民广场不再集体唱红歌了。而他,曾在去年5月8日批评重庆:“唱红歌、大跃进、浮夸风、个人崇拜、蔑视法律。”
到了4月10日,中央宣布对薄熙来“双规”。“我快要出去了。”得知消息后的方洪对任建宇说,“我出去后,一定要救你出去。”事实上,按照方洪的劳教期限,他也该出去了。
那个月,任建宇还给好友欧小姐写了一封短札《结婚幸福》,祝贺她出嫁并且幸福。这封贺信当日在婚礼上被宣读,知道内情的几个好友无不默默流泪。
5月8日,已是自由之身的方洪起诉劳教委,6月29日胜诉。获悉消息后,任建宇赶紧写信给女友,托他打听方洪的消息,还要找律师。然而,他又有顾虑,又写信让她不要乱说话。
任的女友以前从来只看八卦,从不关心政治话题,但是现在她不得不关心,因为政治已经找上门了。已经躲避不掉的她,开始变得勇敢起来了。
她上网搜索关于方洪的消息,开始知道更多媒体和律师的名字。八月上旬,经方洪联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何三畏就来到重庆,紧接着,浦志强律师也来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到遇上了好人。”女友说。
8月21日,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的官司在重庆三中院立案了。就是这家法院,曾在龚汉周、方洪的案子中,判决劳教委败诉。
“不自由,毋宁死”
开庭前一天,10月9日,浦志强和徐利平两位律师前去看任建宇。任建宇早就知道浦志强的名字。
任建宇穿着蓝色衣服走了进来,坐在木制的三人椅子中间。他两膝并拢,双手做戴手铐状。他很瘦,衣服显得很肥大。会见的地方没有桌子,于是浦、徐二位律师分坐在任建宇的两侧。
“我握着他的手和他说话,他的手会抖。他看我说话的时候,挺开心的,就像一个替补队员看见己方进球一样。”浦志强说,“他有点紧张,我说,‘你令我气愤的是,为啥不转我的微博?’他笑了,才放松下来。”
10月10日开庭当天,任建宇的一些同事、同学去旁听了。一年来,任建宇成功减肥,瘦了35斤。这是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了。他撩起上衣:“你看,我的啤酒肚没了。”
重庆市劳教委出示的任建宇“罪证”中,有一件背后印着“不自由,毋宁死”的T恤衫。这是在2011年5月,任的女友在网上订购了一套情侣衫,分别印上了他们的合影。看到如此个性化的T恤衫,任建宇加订了一件,印上了“不自由,毋宁死”这六个字。
此乃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夕发表的演讲中的一段话;这句话亦成为希腊国训:希腊国旗上的九条宽带寓意在此。
在1942年,中共南方局早期革命者苏蔓与妻子罗文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留下“不自由,毋宁死”的纸条后自杀,以身殉党。中共建政后,苏蔓夫妇的英勇事迹被收录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接受前往红岩的游客们瞻仰,该事迹展板所配发的标题即是这六个字。
孰料,那件印着同样字迹的T恤衫,成为任建宇的罪证之一。
“一个警察对我们说,他(任建宇)的思想肯定有问题,不正常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任建宇的父亲说。
2011年8月24日,任建宇曾在彭水看守所写下一份《我的悔过书》。他“深刻反思,彻彻底底地认识到自己的幼稚和无知”,认为自己“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培养,对不起领导的关怀,对不起所有人”。他痛陈自己犯下大错,深深忏悔,乞求原谅。
当然,那是他在身陷囹圄的状态下写的。如今,重庆已然“换了人间”,一些因言获罪的人起诉并胜诉,他备受鼓舞。今年八月,他认为自己无罪,曾对父亲说:“20年内,我必平反。”他的父亲很害怕,嘱咐他“不要乱说话”。
任世六已经两个月都没睡过好觉。在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立案后,他来到重庆沙坪坝区打工,两个月来一直住在没有房门、只有半个天花板的工棚里,坐在一张席子上抽着闷烟。
“他父亲原来很绝望,之前也没有律师帮他们。现在,律师和媒体给了他们一种希望。他们从害怕、不懂事,到逐渐敞开愿意和别人交流,变化是所有人给他的。”浦志强说。
庭审结束后,女友勇敢走上前去,和任建宇拥抱。这种拥抱,已经一年不曾有过了。
任建宇的案子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新闻报道出来后,任建宇一位高中同学小于(化名)说:“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
事情似乎正朝好的方向发展。就在10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说,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存在问题,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10月10日的开庭结束之后,浦志强前去结房账1262元,被问发票咋开,浦沉吟道:“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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