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59岁现象” 贪腐几无法避免

　　早在1986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便着手建立一套中国政治菁英人物资料库，20多年来不断充实、扩大，透过实证研究找出中国官员的晋陞模式和政治规律，如今，这套资料库已涵盖2万人。2012年，李成将多年的研究结果与分析，写成《通往中南海之路——十八大前高层领导群体》（明镜出版社出版）一书，从中国高层精英的5大主要群体来探讨领导层的特点、权力渊源与政治版图，为读者揭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

　　李成指出，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已经出台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但随后的25年，差额选举的规模和比例不但没有显着提高，也没有提升到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选举中，虽然中共十七大前400多位中共高级干部曾对第五代领导人入政治局委员进行了一次摸底选举，但该次选举缺乏透明度，进行的方式、规则和目的也值得商榷。

　　制度化的建设主要是任期制、年龄限制和其他规则。李成对《大事件》表示，这次的换届，有可能是近30年来最高层权力交接规模最大的一次，造成这种大规模权力交接的因素，退休年龄制度和任期制是一个原因。

　　“过去20、30年中，几个因素形成中国的制度化，一为一定程度的差额选举，一个是年龄限制，还有任期限制，所以为什么这次会有70％的党、政、军最高领导层，包括党9常委有7人，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议10人有7、8人要调动、退休，中央军委也有7人要退休。”李成说。

　　近1、2年，李成反覆强调庞大退休人员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稳定性的影响。“下一层领导人，包括副省长、副部长，都有自己的年龄限制，好的方面是，形成一个比较公正的退休结构，不完全是任人为亲，但副作用是造成庞大的退休官员队伍，造成中国政治的‘59岁现象’。”

　　李成对《大事件》进一步解释，到了59岁如果还上不了副省长、副部长就必须退休，但59岁应该是还很年轻的时候，因此退休年龄制度和任期制导致中国各级党政机关里许多仍身强体壮、富有能力的人不得不在60岁前就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其中一些人把握退休前的最后机会，贪污腐败或从事其他不法行为。

　　也有很多领导人一退下来就抱怨、批评时局或政治，虽然这样的批评可能反映他们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由衷期望，但也可能是为了发洩自己的不满，这些人不只是省部级、团、局级的干部，也包括一些最高领导人，例如朱镕基，因此李成认为，退休干部或许会成为中国政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

　　此外，还有一些人退休后转往商界发展，这批退休人员在政治、经济领域都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如果中共没有采取更灵活的选举机制，则退休干部发出的不满之声可能加剧。“中国政治应该朝更制度化的方向走，不完全用年龄来选拔，否则一定某程度上说是年龄歧视，一个人70岁还能卓有成效的干很多年，一个人很年轻，也可能只有裙带关系而很无能。”李成对《大事件》强调，如果年龄不能作为选拔的标准，则应该以选举当作标准，因此党内选举会变得非常重要，这样的选举，必须是一个公正、合理的选举。

　　李成认为，不论是当前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年龄限制，都很难保证能一直延续下去，因为积极的发展将带来更多变化与需求，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理性与公正，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民主。

　　李成指出，很多领导人一退下来就批评时局或政治，这些人也包括一些最高领导人，例如朱镕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