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推动 十八大明确中共向工农“回归”

　　11月8日，即将卸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上提出，要“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工人、农民代表比例，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有分析认为，此举或预示着中共党建将向注重工农的毛泽东时代进行回归。

　　文革后工农代表不断萎缩

　　中共党章规定，中共的执政基础是工人与农民。在毛泽东时代，党代表大部分是来自一线的工农，不仅讲历史清白、讲出身，而且还要有贡献，只有又红又专者才能入选。20世纪60、70年代，工人代表吴桂贤、农民代表陈永贵等人甚至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另外一些工农代表则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改革开放之后，工农代表的数量不断减少。

　　与毛泽东时代在党员录用和分配工作中强调动员技巧和政治可靠度不同，曾经是中共主要成分和支持者的农民和工人如今已成了党内少数群体。在1990年代中期，中共称其半数的农村地方组织已经停止活动。据估计大约有250万党员加入了外来打工者的“流动人口”中，这进一步削弱了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在1998年的约120万家私营企业中，建有党支部的企业不到1%，而其员工中有党员的企业也只占14%。简而言之，在约有全国70%人口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地区，共产党的存在正在萎缩。

　　从1994年到2003年，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比重从63%跌至44%。这种下跌不仅是相对数量的，也是绝对数量的——在短短10年中从将近3,400万跌至不足3,000万。新录用的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数量无法抵消现有农民、工人党员退休和死亡的数量。

　　文革后的历届党代会，一线工农代表也跟着逐渐减少。而富翁党代表最近十几年则迅速增加。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之后，在中共十六大上，首次有7名民企老闆当选党代表;5年后的中共十七大，数字增至17人;此次十八大再增至34人，增长幅度惊人，屡创历史新高，折射出经济新贵们在政坛的力量日渐壮大。

　　据报道，十八大代表中有超过100位来自国有企业，被称为红色企业家方队;另外有34位民营企业家代表，来自22个省市，其中以江苏省最多，共有5 名，山东省次之，共有3名。这些老板大多是行业龙头的掌舵者，譬如湖南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江苏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山东登海种业董事长李登海等。

　　如此庞大的亿万富翁团队在以往党代会中鲜见，为会议带来新气象。与此同时，来自基层一线的工人、农民党代表则不断减少，他们的地位被村长、乡长以及国企老总所取代，他们的声音与诉求在人民大会堂愈来愈微弱。

　　习近平推动中共向工农“回归”

　　2011年11月，中共印发了《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相较于中共十七大，在代表产生上，《通知》在“适当增加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名额”前提下，进一步提出要“注意推荐工人党员、农民党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党员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作为代表人选”。这是中共十七大甚至更早十六大所没有涉及的，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部署有一直主抓党建的“储君”习近平的参与，明显体现了习回归社会主义的思想脉络。

　　2007年10月，中共举行十七大，习近平晋升政治局常委，并接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进入中共第五代接班梯队。

　　2008年3月，全国人大选举习近平为国家副主席，成为中共史上最年轻的国家副主席。2010年在中共五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书记。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大上，他将接任胡锦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一直给人“沉默寡言、行事谨慎、行为端正”的印象，这反增添了神秘感。多维新闻曾经报道称，跟习近平有过接触的北京观察人士向多维透露，习近平有明显“左”的倾向，但这种“左”即不同于极端崇毛、倡导激进革命的“老左”，也不同于那些反对市场经济、批判社会不公的“新左”，习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他相对于江和胡来说，是个更纯粹的社会主义者，习笃信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在不断寻求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真正内涵。习近平2012年以来屡谈“党的纯洁性”的做法则更让人看到了他身上所遗传的革命性。

　　中共十六大将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写进政治报告，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实现了重大突破。这在海内外曾引起震动，被指是“允许资本家入党”，表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正将中共引向“社会党”性质。但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员比重向工农的“回归”，显示中共已开始再次转向，体现对吸收社会其他阶层入党的态度明显谨慎。

　　有分析认为，这表明今后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草根”之声将增多，这无疑是巩固中共以工农为基础的执政方针的重要之举。但也有分析认为，要使“重要之举”成为“有效之举”，增加工农党员代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根据中共的要求，党代表的本质是职务，而不是荣誉。履行好这一职务并不容易，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能力和保障条件。工农党代表来自工农群众，最了解工农的所思所盼、所需所求，最愿意为工农说话、办事;但是，他们也可能受到“唯上是从、唯众是从”这些传统思维的影响，受到某些体制制度和工作生计的挤压，受到参与公共事务经验不多、对党政大事知之较少的制约，等等。所以，今后如何发挥好工农党代表的作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