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不论是最高层人事安排，还是政治走向，保持现状的连贯性是此次党代会的首要任务：
“改革和开放政策应继续。经济应继续快速增长。至2020年实现‘小康’的目标继续有效。即使是（此次党代会）所宣布的对发展模式的修正，即更强调持续性发展和社会平衡，也是早前就列入了党的目标单的。
“在意识形态上，仍保持着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联系。收进党章的胡锦涛僵硬的‘科学发展观’5年前就已属于（党的）意识形态纲领。……老总书记胡锦涛的报告不过是一个妥协性文件，他的后继者习（近平）也参与了报告的撰写，并因此受到制约。作为一个集体领导的首脑，习近平不能够、或至少不能立刻就超越这一纲领行动。中共最神圣的传统之一就是，继任者在头几年里必须继续前任的政策，以示忠诚。……
“薄熙来事件让整个中国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无法自我监督。腐败现象只有通过独立监督机构、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才能被抑制。然而，胡锦涛在其10年执政期中拒绝了以此为方向的改革。鉴于现在的新领导层的组成状况，不能期待习近平能够或将会进行切实的改革。”
维也纳出版的《评论报》也对习近平能有大的作为表示怀疑：
“这位新国家领导人的笑容比其前任更有善、讲话更轻松，或者表示党必须更贴近人民，但人们不能因此给迷惑了。习之所以能坐在这个位子上，是因为，他是以妥协为要务的政策的保障者。人们不能期待他会跨出大胆的步伐，而且，那样的步伐也不是他所希望的。这位党干部完全知道中国社会的问题：贫穷、腐败、环境污染、过时的经济模式，以及一个来得过快的老龄化社会。他也完全坦率地点出了所有这些问题。只不过，目前还完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允许采用透明一些和自由一些的方法，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南德意志报》以“改革派占少数”为题强调，仅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就可预期，习近平将难有建树：
“广东省委书记王洋和中组部长李源潮都未能入常，这让许多人失望。这两人享有改革者的声誉。颇受西方经济专业人士和政治家欢迎的财政改革家王岐山多少入了常，但排名第六。他虽被任命为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国最高反腐官员，承担了重要任务，但是，在许多人看来，在中国经济亟需重新建构的时刻，这是对王的才能的浪费。而得到江泽民提携的张德江却在常委会中排名第三。张曾在朝鲜的金正日大学研读经济学专业。同样让许多自由派人士吃惊的是，常委会中有强硬的意识形态人士刘云山。刘迄今负责党的宣传部，在他投入巨资让中国宣传媒体在境外扩张的同时，在国内旋紧了审查的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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