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闷头拉车“不折腾” 与民沟通成败笔

　　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中共建政以来，自毛泽东到邓小平，再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已经实现了几代领导人的更替，如今，随着中共十八大的来临，胡锦涛也即将把权力交给下一代领导人，关于胡锦涛十年执政的功过讨论也随之展开。

　　2002年，是中国共产党成81周年。按照中国传统说法，九九归一，从头起始。胡锦涛上任伊始，在首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强调“宪法的不可侵犯性”。中国政府也首次发布了关于中国社会动荡的数据，并赞同人民有知情权。胡锦涛还在自己当政期间取消了农民农业税，对民工采取更宽松的政策，率先扶持内陆城市，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增加城市地区的最低工资金额，建设适用房项目。外界一致承认，在胡锦涛主政的10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绩，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

　　尽管如此，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却未能同经济发展同步。胡锦涛掌权以来，中国仍然是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国家、官员腐败久治不绝、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致使政府公信力下降，民众对于执政者普遍产生了不信任感。虽然胡锦涛执政期间在与民沟通上并非无所着力，例如政府部门以及党务部门发言人制度的推出以及发言人的设立，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化的推进等。但显然，在与民众沟通上当政者并没有显示出与时俱进的思维，中共依旧保持着腐朽的宣传模式，执政者的不透明让民众的猜测和怀疑甚嚣尘上。

　　胡锦涛严肃低调个性掩隐

　　中国儒家文化从骨子里讲究“贵人语迟”、“沉默是金”，《论语》还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相较于西方政客的能言善辩，中国官场自古都是崇尚韬光养晦、不苟言笑。到了中共这，并没有大的突破，中共领导人在台上讲话一直都是四平八稳，拿着讲稿照本宣科，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更是出名的木讷少言，不露声色。与前三代领导人相比，胡锦涛既没有毛泽东的威仪豪放，也不似邓小平的沉稳自信，相比江泽民的外向爱表现，经常在许多国际场合中开怀而唱，胡锦涛更显庄重严肃，在公开场合多是不动声色，很少笑，更不要说肆无忌惮的开怀大笑了。

　　翻开胡锦涛的历次讲话稿和其署名文章，很难发现任何能显示其个人见解的独特之处。无论是2002年12月26日在新一届政治局会议上称“宪法的不可侵犯性”，还是在2006年3月4日提出“八荣八耻”，抑或是2011年7月1日中共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直至2012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着名的“7•23”讲话，行文都是无棱无角无个性。中共官方媒体对此评价为“作风稳健，实事求是”。

　　但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指，听过胡锦涛本人指示的人曾经透露：胡锦涛实际上讲话(尤其是小范围听取汇报和深入讨论问题的场合)，比新华社所公布的他代表中央的那些程序化的演讲，要生动和具体得多，也要更为言之有物，能闪现一些他自己的思考锋芒，其逻辑性在中共几个最高决策者中，甚至可以说数一数二。但这些东西，他自己严格把关不让外传，外界无缘得见;一旦要公布，他一定事先把棱角全部磨平，四平八稳得让人昏昏欲睡。

　　胡锦涛为人处世一直非常谨慎小心，自从走上政坛就抱定“少宣传个人”的宗旨，以至于在中共十四大进入中共政治核心集团——政治局常委之后，中西方媒体均无法对胡锦涛进行任何政治解读，发出了“Who is Hu?”的疑问。

　　胡锦涛甚至连自己幼儿到少年时期生活的江苏泰州都是避谈的话题。有人认为，胡锦涛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他一贯低调，不愿意宣传自己。如果让媒体记者知道了自己是泰州长大的，要到泰州去寻访“成长足迹”，甚至搞些“故居纪念馆”之类，亲戚也顺势沾光，就会给他帮倒忙。这或许也言之成理，胡锦涛对此类事一直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据传中共中央办公厅甚至专门下文，严禁泰州接待国内外记者来此采访胡锦涛生平。泰州本想向外界宣传胡锦涛是泰州人，以提高泰州的知名度，但是接到这一禁令，只好作罢。

　　作为一个普通官员，低调行事，注重实干，“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可以是一个“人民的好干部”。但是胡锦涛作为中共党魁，这种太过掩隐个性的低调，却未必是一个好的领导风格。最高领导的庄重严肃，木讷少言，会一定程度与下属产生距离感，从而导致上下级沟通的减少。而且，古语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高领导人的领导风格，必然导致属下官员或多或少的迎合效仿，不注重智慧沟通的上级，往往会导致下级无视沟通的重要性。而一个不会与民沟通的政府，必然不容易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不折腾” 只是一厢情愿

　　邓小平1992 年南巡讲话提出了“不争论”，与此相唿应，胡锦涛2008年底在纪念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表示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当时胡锦涛此言一出，整个会场一片笑声。有趣的是，在当年12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到与“不折腾”有关的问题时，现场翻译干脆根据汉语拼音念出“bu zheteng”，再引来一轮现场笑声。

　　“不折腾”或许是胡锦涛有据可查的讲话中，能引起现场笑声的鲜见事例。中国外交官员任小萍在认为，将中国过去的曲折、错误一律以“折腾”称之，表明中国不再做与经济发展无关的、内耗的路线辩论或政治斗争。但正如中国网络流行语“理想很丰满，显示很骨感”一般，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会因为高层想不“折腾”就真的不“折腾”。

　　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新旧交替，中国社会也不例外。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汇碰撞。近年来民间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对中国来说 “折腾”不断。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力意识空前高涨，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民众要民主、要参与、要真想，根本不认可中共官员的“教育”和“引导”。而官员为了迎合“不折腾”的论调，在行政作为时，无视百姓的质疑和指责，不屑解释政府法令，强迫人民“乖乖听话，依言行事”。

　　中医有个朴素的说法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用这一说来解释社会交流、官民沟通，倒是比用来做病理解释更加贴切。就如一张本不重要的红桃3扑克牌，你越捂着，就会有更多人的绞尽脑汁，去揣测其中究竟藏着多少深不可测的秘密?官员类似这样愚蠢的围、追、堵、截的做法，给中国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极大的破坏。

　　就如2012年6月底7月初的四川什邡事件。

　　事情的开端什邡政府不是以具体数据让“不明所以”的民众深入了解，只求迅速“稳定”而采取暴力镇压，甚至向平民扔光爆弹、催泪弹，引起民间巨大反弹。。同时，什邡政府发布的公开信中，重谈“国外敌对势力”的老调，并称“7月1日是党的生日……不要迷信纸老虎他们心狠手辣只会输送动乱，给第三国反人类的‘法轮功’、达赖分裂集团等提供资金。”这封“别有用心”的公开信，被认为什邡政府顾左右而言他，并无解决此次群体事件的诚意。最后什邡的钼铜项目不论是否经过了环保论证，都得停建。可以说，因为什邡政府的鲁莽处理和不懂什么叫以人为本，给什邡人民和什邡经济带来了双重伤害。

　　据统计，像四川什邡这样的环保问题，从2007年至2012年7月共引发了8起群体性事件。而在处理过程中，相关的当地政府大多采取了大批警力维稳、公示项目进展等这样一成不变的模式。而除环保问题外，土地问题、劳资引起的经济纠纷等群体性事件一发再发，大多呈现数量多、规模大、涉及行业多、主题成分多元化、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

　　中共政权的批评者斥责称，邓小平的“不争论”和胡锦涛的“不折腾”，击溃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解放的洪流，各种社会思潮被压制。偌大的中华大地上，只剩下了官方一种“假大空”的声音。而这种声音，由于没有论辩，没有质疑，只是一味地根据官员的需要和好恶来自说自话，激起公众的巨大反感和不信任。

　　一个的典型例子是：2010年6月21日，江西全省26条河流超警，抚河、信江等河流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21日晚，央视主持人邱启明连线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询问汛情，在一段3分钟左右的电话连线里，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置主持人强调询问的百姓安全问题不顾，争分夺秒、不吝口舌、有板有眼、有名有姓有职务地指出了五位高级官员的‘重要指示’。期间，平主任提书记3次，省长2次，部长厅长各1次，明显事前做了精心准备并且将大小、远近、轻重、缓急分得十分清楚。整个电话连线，除了百姓生死，面面俱到，处处逢源，官腔浓郁，八股十足。对此，中国民间评论称，平其俊平主任的官场大局观透彻，思路清晰，“只唯上”的立场坚定不移，堪称官僚典范，当代公务员样板。”

　　客观而言，胡锦涛执政十年中在与民沟通上不能说无所着力，胡多次在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讲话要求“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2003年的非典危机可以视作中国党政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起点。自此之后，中央党务部门启动新闻发言人制度。

　　《荀子•劝学》中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唿，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作为新闻发言人，本是代表政府，通过媒体让公众了解到政府更多作为的职位。但由于从体制上缺乏重视，相关人员缺乏系统的培训与实践，在面对媒体和公众时，很多人发言人想的不是尊重事实，告知真相，而是钻研应对之策、推诿之术。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也成为新闻的制造者。

　　2011年7月24日，在“7•23”甬温线特大动车事故发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之后，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又说出了另一句名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随后，“生命的奇迹”和“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成了为由王勇平一手创造的“高铁体”，被中国网民们在网上无数次地引用调侃。

　　官媒报喜不报忧 宣传手段老旧

　　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初掌权杖，即进行了被称之为定调之旅的西柏坡之行。当天的天气其实不宜出行，更不宜前往山区——下着雪，天冷路滑。但是对于想传达特殊信息的胡锦涛来讲，这样的天气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强化因素——“新任总书记冒雪到革命圣地学习考察”，岂不更可以倍增出不平常的分量?新华社当时用党八股文风写道：“初冬的冀北大地，瑞雪飘飞，松柏苍翠。”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旧址，考察了西柏坡的生产、建设情况，看望了老区群众，并同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

　　依法治国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早已确定的大政方针。但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几乎所有行业的法规都出台了，唯有新闻法的立法议案至今仍然束之高阁。在外界的眼里，中国新闻界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只是起着传声筒和掌控人民的工具而已，丝毫没有西方新闻媒体所津津乐道的“新闻自由”。

　　胡锦涛执政10年，作风保守，中国官方媒体多年官僚的宣传模式，在胡任内无任何进步。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致城内汪洋一片，直接经济损失已达数亿元，死亡79人，交通完全瘫痪。暴雨终于过去之后，中国官媒新华网第一时间发布了一篇“新华微评”，标题是《暴雨中闪光的“北京精神”》，微评这样写道：“昨日暴雨袭击北京，突如其来的暴雨不仅是对城市应急排险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人们精神上的一次洗礼。令人欣慰的是，政府职能部门积极行动，官民互助、人们守望相助。‘北京精神’已不仅是根植于内心的道德操守，更是化为实践行动的闪光力量。”

　　而当天CCTV的“新闻联播”里，在报道这场大暴雨时，也着重报道了遭遇雨灾时，普通民众奋力互救的感人事迹，电视里打出来的新闻字幕十分煽情：“京城暴雨夜，流淌温暖和感动”。

　　中国官方媒体的这种宣传报道，令网络一片哗然。许多网友留言指出：一场暴雨就将一国之都淹成这样，政府是否应该反思一下这场暴雨带来的问题?媒体在灾难发生后不能及时监督政府的诸多失误，反而为官员背书，媒体的监督职责何在?

　　严格来说，中国媒体没有真正的监督权力。中国的新闻出版业一直被官方看作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被党、政控制下的媒体，是典型的“只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模式。

　　2010年，山西王家岭煤矿115名矿工被困井下八日八夜，成功获救后，大陆官方媒体口径一致，定调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奇迹”。一场特大灾难仿佛是歌功颂德的喜庆，引人侧目。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到医院探望获救工人时，不问工人身体状况，不对几乎丧命的工人表示一丝歉意，而是“转达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问候”，令被蒙着双眼的工人卧在病床，仍要挤出“谢谢党中央，谢谢胡主席!”

　　一场特大灾难仿佛是歌功颂德的喜庆，令人侧目。

　　中共的喉舌CCTV每晚上演的“新闻联播”，更是以最典型的党八股向全民示范：先是领袖活动彩头;二是辉煌业绩展示;再是国内形势稳定发展;最后便是世界各地都很混乱。有人总结出“中央一套”的“套话大全”就是：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着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

　　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中国的传统大众媒体和网络小众媒体在网络百花绽放，各抒己见，正以各自的方式分别发出不同的声音。为此，中共领导的政府必须具备的一种智慧，不仅不能只报喜，不报忧，还应该将“忧”——也就是造成灾难的本质原因和核心问题，大大方方地、毫不忸怩地自己主动放到解剖台上来，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问责，并在反思问责之后，让普通民众看到切实有效的对应措施和行动。只有这样，才是面对天降暴雨和民意洪水的最佳疏通方式。

　　“智慧沟通”是和谐社会无穷的法宝

　　暴力不是政府的专利，而是所有人在特定形态下都会使用的工具。舆情汹涌之下，激愤的情绪会遮蔽民众对真相的理性追寻，而官方事件处置和危机应对失当，愈加凸显官民对立和政府公信力瓦解的尴尬。孔子说：无信不立。中共政府要提升公信力，就必须理智透明地与民沟通，中国的政治空间里最缺失的不是口号、社论、扣帽子!而是智慧的沟通与理性的对话。

　　智慧是政府和公众共同的财富。政府聪明，才能减少民众的情绪爆发，让民众学会用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比如香港的民众大游行，并未对香港社会造成什么干扰，它仅是民众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在思考这些批评的时候，把近十年来中国官民对立情况的加剧全归结到胡锦涛身上或太过苛责。在胡锦涛统治期间出现的或一直未能解决的诸多问题背后或许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或恶性循环。

　　胡锦涛当初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是在“以人为本”四字之后的。可以说，“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构建“和谐社会”是为了更好的贯彻“以人为本”。可惜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只求一时之和谐，不彻底化解官民之间的矛盾，而埋下长久祸根，造成连锁反应。有鉴于此，中共在2011年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希望各地积极探索，大胆创新，通过加强法治、政务公开、民众参与、增进保障、协商对话、破解难题等方式，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其中，如何化解群体性事件，是考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环节之一。

　　提到社会管理，中共很多官员脑袋里想的就是单向控制，维护“政绩”，维护某些官员权位，而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民生福祉。广东省政府对乌坎事件的处理，给他们上了一课。2011年9月乌坎事件爆发后，腐败村官立即逃之夭夭。广东省工作组经过调查，发现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存在舞弊行径，遂宣布这次换届选举无效，并开始筹备选举新的村民委员会。让大家眼睛一亮的是，在这一短暂过渡期间，工作组承认村民自己选出的“临时理事会”是合法的，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乌坎事件的最终处理，摒弃了打压和刚性的陈旧思维，给中共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另外，广东对待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传播的宽容态度也有值得借鉴之处。有学者说，乌坎事件的意义，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小岗村的承包试验。人们希望，这次事件的处理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制度化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