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是盛世也是危世

　     2012年11月，十八大，领导班子重新整队。

　　中国历史上超过叁十年的盛世，屈指可数。

　　而盛世在超过叁十年后，没有不暗藏危机，一般而言，长久的安逸带来腐败因子，逸由心生，危机便潜伏在腐败的诱因当中，前程看来一片荣景，却处处凶险，又遍布地雷。

　　荣景固然可观，却犹如风中烛火，一不小心可能在剎那间灰飞烟灭。

　　我年轻时，曾经在日本.日光.男体山，德川家康的家祠附近小住，每天早上起来，便在男体山中，漫步在那古木参天的桧树林道上沈思，每每会经过德川家康的家祠，看到德川家康在门口所书的对联：人生犹如揹着重荷走远路的旅人，要慢慢走千万不要急…。

　　现在的中国，诚如习近平所认知，真的是任重道远，需要临渊履薄全力以赴才能与人民心心相印。

　　我已经忘记那位哲学家说的：当政者要追求的是权力可能会带来的成就，而不是权力所带来的光环。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新的领导班子，是否可以体悟?

　　国事如麻，走太慢根本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走太快又怕像伍子胥说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

　　当唐玄宗觉得物华天宝不胜其美，而把年号改成天宝后，唐朝的盛世就结束了。

　　牡丹亭记中说的好：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

　　中共从一九四九年建制以来，已经六十叁年了，想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何等叱咤风云?国祚不过七十年-1922~1991。

　　对中国而言，如果以盛世的起点1978年，迄今也超过叁十年，如果以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理论来讲，不知道符不符合他的矛盾率-在历史印证上，表相是光鲜亮丽强大无匹，实际上却是千疮百孔煎熬不已。

　　当然，领导人如果不是追求权力所要完成的使命，而是享受权力所带来的光环，那又另当别论。

　　或许，我们也可以学鲁迅的笔下，很阿Q的说：同样的罗马帝国，不同样的品牌-西罗马帝国虽然只是一个世纪，但东罗马帝国可能维系千年…。

　　向来拙于回应这样的能言善辩，我无言。

　　中国到现在，在举世滔滔中，之所以还能够维持一党专政，主要塬因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让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果，人民的平均所得翻两翻，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昇，因此人们对未来有希望，在人性上对美好的生活还有嚮往…。

　　特别是过去十年，人民的平均所得增加到叁倍，让中国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大树必有大的阴影，千万不要忘记，一直到现在，中国的人均所得还不到日本人均所得的十分之一。

　　何况现在欧债危机延烧已经两年，美国又自身难保，日本则迷失了二十年，中国有可能在二十年后，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那又如何?因为，以前中国的成长靠的是出口，现在世界工厂逐渐熄火，中国民间的消费力占GDP比重还不到4成，值此全球经济陷入衰煺的盘整期，以往中国过于依赖出口与外资的成长方式，誓必受到严酷的考验。

　　更严重的是贫富不均，百分之十的富人，占有超过全国八成以上的财富。

　　实际上中国早已经不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即使说有社会主义的特色，自己都觉得心虚。

　　严重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让整个局势更为险峻-

　　因为这种分配不均以及相对剥夺，并不是全因自然竞争所形成，有部份肇因于制度以及官员的贪腐。

　　光以最近叁年整治贪腐，查处有据的录案人数，每年都有数万人，而每件只要县级以上干部，通常贪污都超过百万人民币，这就是为什么在十八大前后，胡锦涛、习近平两位国家领导人相继谈到，不整治贪腐一定亡党亡国的塬因所在。

　　问题大家都知道，重点是要怎么做才对?

　　习近平说：打铁还要自身硬。

　　话虽不错，但如果没有制度的建立，自身硬又能如何?

　　纪元前四世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图强，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引进外力、建立制度。

　　中国人有句老话，说朝中有人好做事。

　　因为有关系可以靠，反面说来，要整治贪腐，越多关系越难办事。

　　商鞅曾为魏吏，在秦国并没有太多的牵扯，所以他的变法维新，才能够勇往直前，为秦国奠立后来盛世的根基。

　　我们注意到十八大前后，管纪律的或他的配偶都是出生非常庞大的家族，即使懂经济又底子硬，但他的家庭、家族，在中国这个几乎大部份时候都会动用到「关系」的国家，能够收效多少，令人好奇?

　　这就像美国的彭博社(Bloomberg)与纽约时报在报导一些领导人的财产，会扩大去审视他的家族的道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