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士大夫精神”为中共留下重要遗产

　　漂亮的全身而退，胡锦涛赢来了高度赞誉。有评论指，胡锦涛同时卸下了总书记和党内军委主席的职务，开创了60多年来执政党领导人“到站下车”、“全身而退”的首例，破除了邓小平、江泽民这两任领导人“老人政治”强大的政治传统。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是无人能比的，但在政治担当方面，胡是中共第一人，超越了毛周邓江。因此，胡锦涛跟随了时代步伐，体现了中共政治的重要进步。更有许多人赞扬他用高尚的情操，为制度立范，其历史地位由此注定。习近平在权力交接时也公开赞扬胡锦涛的主动退位体现出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但胡氏的高风亮节正体现出他的“士大夫”政治情怀，充满理想，敢于担当。

　　据中共党内相关人士透露，胡锦涛在十八大召开期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表明了“彻底引退”的意向。对此，习近平曾表达了挽留之意，但胡锦涛谢绝了挽留，并反复强调了以两点内部规定为条件“彻底引退”的主张。即，(1)无论曾经是否位居要职，卸任后绝不干预政治(2)包括军委主席在内，今后决不允许出现任何延长引退时期的人事例外。这两点最终在内部会议上获得了共识。他的这两项主张也为今后中共领导人的更替立下了标杆意义，高尚其事、以道自尊。

　　胡锦涛诠释 “士大夫精神”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是文化知识的主要创造者，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遵循者、发展者和传播者。褪尽所有光环的胡锦涛离开了他当政十年，中共最高层二十年的中国历史舞台，完美诠释了优秀士大夫的历史所赋予的粘性——高风亮节，忍辱负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高风亮节的品德与士大夫也是相随相生。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是指那些对国家、民族有使命感、责任感，并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职务的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受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其为学必“首重德行”。其实，士大夫也是一种文化的结晶体。中国古代文化中，政治文化尤为发达，而政治文化中，士大夫阶层政治文化的地位最为重要。直到今天，这种文化传统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20世纪被称为战争与革命的世纪，中国社会被彻底改造，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开始反思，历史开始回归。如今，不论是官员的升迁、职称的评定，其学历更为直接的体现在官员们的履历表上，恰如古代官员必会注明“进士及第、同进士出身、翰林”之类。历史越悠久，文明越辉煌，其精神粘性越强。中华文明之精神粘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盘固于士大夫这个精英群体。

　　而一个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能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得到民众何样的评价，除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外，他们各自的独特个性心理素质、生活教育背景、秉承的坚定理念等起着重要作用。一个人性格的养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必有一种或几种方向的心理属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它决定了这个人个性的主要倾向和本质属性，并进而决定了其从政风格与政治行为模式。胡锦涛的从政性格一直不为外人所真正了解，但他沉稳、识大体顾大局却是中共高层体系内公认的，虽然他的墨守成规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不求进取，但进取之间，胡锦涛把握的是恰如其分。

　　今天的中共官员是中国新型士大夫的代表，治国理政、为人民谋福利是他们的责任与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与古代的士大夫没有区别。摒弃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历史局限性，胡锦涛所代表的“士大夫精神”仍值得今人学习借鉴。他们信奉并身体力行于严谨认真的办理国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的“敬事而信”，进取之策讲求“邦有德”则尽可“成仁取义”。这就是中华民族被历史所认可的“士大夫”人格的基本修养和个人从政之道。

　　胡锦涛的政治性格中，的确鲜明的践行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优秀特点。考察胡锦涛的从政言行，可以看到，他的诚恳诚实、自信自律，处事有理有据、不走偏锋，以及对国家责任感，性格的包容性，这都决定了他讲本分，求和谐，权力的交接与合作合乎“君子思不出其位”的不超越自己的责任与能力之外的传统政治人格。胡锦涛的言行毋庸置疑体现出了他超越个人功利之上的理想性与使命感。

　　也有观点认为，胡锦涛的从政背景决定了他“底气”不足，从十年前掌舵开始就受到前朝遗老们的制肘。即便纵然如此，胡锦涛依旧延续并发展了中国前进的步伐，这与他的政治洞察力、政治敏感性、坚韧性、自制力等素质密切相关。这也与士人从政所具备的“预设精神”有关。毫无根基的士人在从政之初就做出了各种设想，如果政治环境难以驾驭，他们会有一种退而自清，绝不同流合污的士德精神。因此，当决定从权利顶峰退下之后，这种“预设精神”得以延续，他所求的是一种骨气，是这个民族的良知，而自己，愿意把这样的精神继承下来。胡锦涛应该明白，他的这种精神或许改变不了后人，但他所诠释的这种当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会在历史上留下极为深刻的一笔。因此也可能说，胡锦涛“聪明”的预设了自己的历史。许多评论虽然认为胡锦涛的裸退主要是终结江泽民等“老人政治”，但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自我政治精神的践行。

　　习近平需要”士大夫精神”

　　习近平近1年来在多个场合不断强调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要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究竟如何具体的展现出来则一直没有被系统的回答。

　　习近平2009年5月在中央党校一个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专门对几百位官员们强调，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习的这番论述，明显的蕴含了“士大夫精神”。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断层，而西方文化实在无法完全取代中华文化, 所以中国“邯郸学步”的结果是，西方的步伐走不了，自己的脚步日益凌乱。因此，中国具有粘连性的传统文化支离破碎地在现代人身上若隐若现，与被代表着时尚与潮流的西方文化所裹挟。东西方文化难以完全交融这是人类历史发展造成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状况下确实容易产生精神危机。而士德和士大夫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其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借鉴或吸收，如能回归，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扫除当下人们心灵的迷茫起到作用。习近平执政时期也需要让士大夫精神回归，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需要用士大夫精神构建核心价值。

　　放眼当今中国现实，历经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早已超越一切，精神世界确实乏善可陈。

　　处于权力阶层的政府官员因为权势、金钱、美色而走上不归路，不作为、不清正反而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一些学者文人立场丧失，沦为某些理念的道具，除去体制上的原因外，其内在动因都缘于士大夫精神的缺失。还有更多的普通民众被“蓬勃”发展的物质世界所冲击，他们心理失衡、精神空虚、焦虑抓狂……。这是在中国转型的大变革时期，整个社会的群体迷失。

　　儒家思想是士大夫血液中的一部分，所谓“士大夫精神”，就是由士大夫阶层独立衍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士大夫的处世智慧不仅仅在于他们面对危机、困境或人生选择时的应变之法，更多地体现在他们追求的人生信仰和支持他们选择的价值取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大夫精神”的实质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在社会深刻变革，当代知识分子——新时代的“士大夫”阶层价值扭曲的今天，迫切需要这种精神来支撑中华民族的复兴。

　　因此，今天还要不要“士大夫精神”?答案是肯定的。今天唿唤“士大夫精神”，首先需要的，就是当代知识分子——新时代的“士大夫”阶层的真正觉醒，这是一种回归传统、着眼当代的本能“冲动”，也是解决大变革时期“士大夫们”精神危机的必由之路。近两年来可以明显的发觉，这个民族从上到下无不开始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士大夫精神”所展现出的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是中国传统文化千年传承，万古沿袭，它已将中国人精神中最宝贵的品质淬炼成型，成为中华民族的嵴梁。要找回民族丢失的珍宝，重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正是当下最急迫最重要的课题。

　　当然，当今的世界与中国，不可能有传统意义的士大夫阶层的回归，而是需要适应时代的新的士大夫阶层，这个新的士大夫阶层是符合当前以及日后社会制度的发展的。中华民族也需要对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有一个新的解释。中共体系内的学者在探讨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认为，表述不用太复杂、太涵括。国家社会层面而言，核心价值观应为：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而对于个人而言，当然是注重个人的修为，即——仁义礼智信，只要赋予时代内容即可。儒家提倡“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如果社会各个阶层都以“仁义礼智信”之准则严格要求自己，每个人都做最好的自己，这个社会必然和谐。

　　学者的说法更多是理想层面的，但可以看出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寻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与中华文明天然所具有的精神粘性相融合的价值体系，这种融合应有传承和创新。而粘合这两者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新士大夫阶层，以及他们所能重新释放出的正能量。作为新的士大夫阶层，不必满口之乎者也，也不必熟读四书五经，只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力践行之。只要人们普遍接受新士大夫的概念, 并愿意成为新士大夫，那么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中国若没有自己的文化支撑，很难真正崛起，长久兴盛。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会让中国文化兴盛并保持其永远兴盛。评论人士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正是这种"士大夫精神"的回归，它的提出和践行必将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产生深远的意义。胡锦涛今天以他自己的位置诠释了士大夫所具有的历史精神，那么习近平如何借用这种精神来整合民族的开始松散的向心力才是真正的挑战。如若成之，习近平应与毛泽东、邓小平站在同一个历史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