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欣慰，这是一份来源于第一现场、真实又直接的记录，毫不回避地反映了自己在环保道路上所面临的困惑与矛盾、内心的焦虑与感念。重观此书，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审视的过程。或许，通过这样的审视，才能部分回答自己的使命。
1989年，当时正值中美国际政治关系的“蜜月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下简称CBS)来中国进行访问。美国大使馆就介绍说，深圳有一位企业家很值得采访。因为1988年万科刚进行企业股份化改造，开始公开发行股票，这在国内企业界算是一件大事。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刚下完暴雨，深圳道路都被水淹了，CBS摄制组还是趟着水，扛着机器来到公司。有意思的是，她问了第一个问题后，采访就卡壳了当然这个问题后来不断地被各个媒体问起，我也在不停地重复回答，但那次的情景想起来至今令人莞尔。后来知道那是个很着名的主持人，她的问题也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你拥有的财富是多少?”我说，我是拿工资的，很容易算。那还是在1989年，我并非绕弯子、卖关子，都是实事求是地回答。但这种实事求是让这位经验丰富的主持人问不下去了。
因为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成功企业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拥有多少财富。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化改造时，公司净资产是人民币1 300万元，当时分到我名下的是总资产的40%，相当于500万元，但是第二天我就放弃了这笔钱。所以我只拿工资这个事情，让她很是惊愕，也无法理解。
当然，几十年过去了，即使现在谈到我只拿工资，依旧会有人表示惊讶。为什么公司明确规定属于你的钱，你还放弃呢?
我想，同时代生长起来的本土企业家，也许更能理解我放弃的原因。实际上，东方人跟西方人对于成功的价值标准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传统就是君子不曰利。我给你创造财富，但是把钱看得很轻，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这与高尚其实没有太密切的关系。我也喜欢钱，因为创业是需要钱的。但为什么我还要放弃呢?因为财富和我的野心是矛盾的。有人会举出李嘉诚、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来例证。但我不是李嘉诚，不是沃伦·巴菲特，更不是比尔·盖茨，我们所处的社会体制也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情况下可能是通过你合法赚取财富的多少来评价能力，看你是不是创业英雄，是不是被大家敬仰。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尽如是，在新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更不是。我们的传统思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穷没问题，但是你一个人突然很有钱，那就一定会有麻烦。
显然，这些财富和我寻求的安全角度是不一致的，甚至可能阻碍事业向更大更强的方向发展。另外，我们是从没有钱这样过来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拥有财富的机会，我当时并不能确定，我突然很有钱之后能不能控制短时间暴富的心态变化，你的家族会怎么来分配，在这些都不清楚的时候，我是有些胆怯的。
说来也比较有意思，我曾经查过家谱，希望我的家族祖上有地主出身的，因为地主是具备控制财富的能力的。但我查了三十多代，我们家族全是农民。当然不是说农民就不能控制财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基因，最好就离它远一点。这在现在听起来有些唯心主义，但是对于已经创立的财富，作为一个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你就得很谨慎。当然还有一点，我很自信，即使我不控制这个公司，凭我的能力，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也能在这个公司做管理，并且把公司管理得很好。我并不热衷于拥有如何巨大的财富，我的“野心”是要做大事。而大事和大钱显然不是一个概念，甚至是相悖的。
另一方面，个人创业、做个人的公司其实是更能彰显“野心”，为什么当时一定要在国营体制下来做?实际上这是资源的一个权衡，在中国，要在商界有一番作为，国营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民营资源非常有限，做大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扩张了，这就是挤出效应，资源就这么多，如果国营资源占得多，民营资源自然就少了。所以万科现在虽然是股份公司，但最大的股东还是国有，这个和国家的体制是有关系的，因为它的体制是以国家垄断为前提的，所以尽管民营企业在解决就业问题、税收问题上的贡献很大，但是在资源分配上，总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所以说，我的“野心”让我没当成“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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