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来为何对毛泽东摧眉折腰彻底奴化

　　年纪轻轻就成为美国有机化学博士，并在美国从事科技工作的司马清扬，十年前，绝对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中共党史专家，竟在短短两年多内一口气出版了三本关于林彪和周恩来的研究专着：《新发现的周恩来》（与欧阳龙门合着，明镜出版社）、《找寻真实的林彪》（与丁凯文合作，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近50万字的上下册《穿越历史的迷雾——周恩来与林彪》。

　　司马清扬（续）：关于资料，有一个例子。

　　《毛泽东传》中说：毛泽东1976年6月15日讲：“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但实际上，这句话是1976年元月15日讲的，到了6月15日，毛泽东已经无法说出连贯的整句了。为何将之推后整整五个月？这里面是有玄机的。玄机就在华国锋地位的变化。元月15日，中央副主席还是王洪文排名在华国锋的前面，而到了6月15日，就是华国锋排名第一了。毛泽东这句话是告诉身边的人，我死了之后，国内要发生动荡。传阅件有个传阅名单，第一给谁，第二给谁……在元月份，王洪文排在传阅件的第一位，说明毛泽东对他还是推心置腹的。国内中共写党史的人说，毛泽东从1974年就不相信王洪文、对他失望了。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照实说是元月15日讲的这番话，人家就会发现，王洪文直到这时还是受到毛泽东信任的，就透露出国内党史界的说法并不真实。所以要改成6月份，来突出华国锋才是毛泽东最信任的，这就圆了过去的谎。

　　国内党史资料很多都有这类问题，包括“毛传”这样应该最权威的书，为了政治原因，改动一下时间、地点，很常见。明鉴真相，就需要有洞察力，需要有一定天赋。做任何事情，需要有兴趣，也需要有天赋，这两者缺一不可。

　　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彻底奴化

　　新史记：作为数本关于周、林着作的作者，您认为，哪些问题上发前人所未发，最具独到创见？

　　司马清扬：我觉得恐怕要算对周恩来的揭露。对周恩来，有种一厢情愿的看法，说他布了一个局，埋下了后来逮捕“四人帮”的伏笔，还有人说毛周之间怎么怎么斗。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所谓“布局”、“毛周有斗争”的说法没有史料依据，是将周作为一个“圣人”来神化。

　　实际上，周对毛非常恐惧，唯唯诺诺，一切都遵照毛的意旨、经过毛首肯才去做，周对毛是彻底的奴化。这里我举两例吧。

　　周恩来对毛泽东唯命是从。

　　第一个，关于章士钊。周很清楚章与毛大半辈子的关系，但即使清楚，在没有得到毛的允许之下，周也什么都不敢动。1966年8月27日，章士钊家被抄，他是一辈子抽大烟的，抄家时把他抽烟的工具给抄走了，没有了烟具对年纪这么大的章士钊来说意味着什么？！抄家之前他就给毛、周写了信要求保护，毛没有批示，周也就没有行动；烟具被抄之后，他又给毛写信，毛泽东8月29日做了批示，周恩来看到批示，才采取行动，派了部队去将章宅保护起来。

　　另一个例子，是把功劳刻意地安在周的身上。比如，说周保护了哪些人，有周的保护，他们才活了下来云云。其实这也是误导。周保护什么人，完全是根据毛泽东的旨意。《周恩来年谱》说，周恩来做了批示，要求对铁道部长刘建章改善监狱待遇。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一开始刘建章写了给毛的申诉信，他女儿一直想通过周，递到毛泽东手上。但周既不处理，也不转递。后来这件事被王海容知道了，她说，你们把信交给我，我去交给毛主席。她交到了毛泽东手上，毛做了批示，周才根据毛的批示，也做了批示。《周恩来年谱》对中间这一大段，都不写，直接就说是周保护了刘建章。这完全是误导嘛！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周与毛的关系的大转变，并不是在延安整风中，而是在1958年“反反冒进”之后。在延安整风之中，周还没有彻底沦落到毛泽东的工具的地步。到“反反冒进”才如此。用心理学的观念来解释，周已经完全磨灭了原来的角色任务。

　　新史记：周恩来对毛俯首帖耳，摧眉折腰——如何解释这种行为？他早年不也是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吗，怎么就蜕变为对毛唯命是从？以他的睿智、他对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洞察，究竟他是内心有误区，真心认为毛泽东确实就是无比英明伟大的领袖，必须将自我完全泯灭地服从，还是出于自保权位的心理呢？似乎都说不过去呀。

　　司马清扬：革命队伍中每个人都是革命战车的一个部件、螺丝钉。如果不是主动退出的话，最后必然被磨损，也就是说，不外乎两种结局：一个是主动离开，一个是被动离开。参与革命的人，主动离开的非常非常之少，都是献出终生——并不意味着有什么进步性、正义性，主宰的是一种盲目性。确实，其中有人是为了追求理想，但是历史轮迴了几千年，被压迫的人起来反抗，除了失败者之外，最后也成了压迫者，这种现象，百试不爽。热血青年有热血这是事实，但历代热血青年最后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们也是清楚的。毛、林、周也是这样。他们确实有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初衷是要创建一个新社会，但是他们很清楚历朝历代这些反抗者最后都变成了统治者，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这样的统治者，有统治者也就有被统治者，如果不想成为被压迫者，就得成为压迫者一员，就得“献身”到底——被磨损到底。

　　我可以举陈伯达来作为周恩来的参照。陈伯达参加革命来到毛泽东身边之后，特别是中共九大前他起草了主旨是发展生产力的报告草稿，就受到毛泽东和江青的一再歧视、调笑，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也都跟着嘲讽他。按照我们的理解，你陈伯达要是个聪明人，就该激流勇退呀，但他没有！周恩来也是如此：1958年请辞总理，那么后来为什么不请辞呢？陈伯达不主动退出，周恩来不请辞，是一个道理，那就是参加革命之后，要主动退出，得下很大的决心，只能是到死方休（周），或者被迫退出（陈）。这是一条单行道、不归路。在你成功的过程、不断攀升的过程中，你已经落井下石多少次、伤害了多少人，如果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就必须时刻当心提防——这就成了惯性。惯性使然，可以解释很多事情。

　　这种惯性，让你一方面不离开革命队伍，一方面又不断采取某些手段，维护自己的地位。林彪也是这样啊，他很早以来就不喜欢参加很多会议，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红四军、红一军团等等的领导权。他不参加会，不等于他不抓权，这是两回事。

　　另外一个，是关于名节的考虑。周恩来对乔冠华说：你们不要在我的脸上画叉叉，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不希望看到自己被打倒的结局，所以他要维护自己的形象。但是在一个独裁者之前，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成为独裁者的工具，一个是被独裁者整得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