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记者贾悲文评论文章：2012年年底大陆导演冯小刚的贺岁片《一九四二》，用电影叙述了70年前发生在中国河南省的那场因天灾、尤其是人祸而导致三百万人死亡的大灾难，冯导继续着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悲悯情怀，揭开了那段被当时、也被后世刻意遗忘的悲剧。除了先后执政的列宁式政党---国共两党政权善于用谎言让人民遗忘和淡漠历史的悲剧，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像冯小刚、刘震云（《一九四二》的原创作家、编剧）一样，对于本民族的苦难和创伤，不敢忘记、常常忆起；只是一百年来，这样的民族悲剧和创痛实在太多了，多到了你连喊痛都无力的时候，民族的苦难史就变成了官方用于洗脑的泥捏的“革命史”了。
一九四二年的灾难，相比于这个民族在一九四二年之前，而或者一九四二年之后所遭遇的灾难，并不显得特别刺眼，譬如之前发生在1938年，肩负着保家卫国重任的国军，偷偷地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人为的洪灾毁灭了成千上万国人的家园，直接导致中国老百姓死亡89万人、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的悲剧，其震撼程度并不比四年之后的河南旱灾、蝗灾更轻。这两起悲剧以及20年之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千万人悲剧，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当政的列宁式政党的党徒拼命隐瞒灾难、或者把灾难原因嫁祸给日本军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
二十世纪1911之后将近70年的时间里，苦难与悲剧如此深重、
如此频繁的降临在中国人的头上，印证了我的一个历史观点：辛亥之后，中国是一个从黑暗走向更黑暗的过程，灾难与死亡人口日渐加剧，内战引发异族入侵，中国陷入了与1600年前“五胡乱华”相近似的历史最黑暗时期：国家分裂、人民涂炭、异族入侵、文明毁灭。正是1911年的革命，打开了灾难的潘多拉盒子，在政权真空的漩涡里，在东胡（日本）和北胡（苏联）的前后蹂躏下，把中国带向了七十年的苦难深渊。
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七十年，是“两胡乱华”的时期，也是“两胡十四国”的时期，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东胡），和继承了沙皇俄国扩张传统的苏联（北胡），透过他们雇佣的中国代理人（简称汉奸），甚至直接出兵中国，把中国这片土地变成了二十世纪的人间地狱。这70年中国人的遭遇和苦难，与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五胡乱华”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不仅有政权真空和外敌入侵造成的战乱、流亡、天灾和人祸对于人民生命的剥夺，更有黑暗如欧洲中世纪的“文革”等政治管制灾难对人民思想的钳制。
如同“五胡乱华”起始于“永嘉之乱”一样，“两胡乱华”起始于武昌起义、辛亥之乱，受日本人支配、被日本人傀儡的同盟会及其两次改组的中国国民党踏上了政权的舞台，也揭开了“东胡”日本全方位蹂躏中国的历史。再完美的政治设计，也抵挡不住革命造成的政权真空和人心失衡，中国必然的走向了分崩离析和军阀混战的年代，“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北胡傀儡中国共产党推崇的革命文人鲁迅这样用诗文记载了这段历史。
其实腐朽晚清的灭亡，是一个众所期盼、大快人心的好事，当年海外的华侨和国内的士人无不抱着同样的看法，可是如果让他们看到皇权崩溃引发政权真空对于国内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后果时，他们还会为革命作嫁衣、充当革命的炮灰、马前卒吗？当然那些拿着美国身份、日本金钱或者苏联卢布的革命家们是不会在乎大革命造成的大地震对于无辜民众的伤害的，这些革命家其实和那些顽固阻挡改革的满清权贵，对于民众福祉来说都是一样的：中华民族的叛徒、国家利益的敌人。
因此如何让一个落后、腐朽的政权变革与终结，同时社会与人民在变革中所付出的代价最低，便成为百多年前有良知的政治家在政治变革中所必需考虑的首要因素，1905年发生在海外的“改良与革命”的大辩论中，梁启超所领导的改良派（被后世官方史书称为“保皇派”）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之间的辩论就是在这样的变革躁动期展开的，然而不幸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绅士斗不过流氓，中国社会朝向最坏的结局发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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