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台前习幕后“消灭”农民不能基本靠吼

　　作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经济施政思路的首次全面展现，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了迄今最为强烈的经济改革信号──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新闻此前就曾指出过，李克强将发起新一轮农民“解放运动”，彻底更新农村改革思路，最终“消灭”中国农民。或许是因为李克强将会在明年3月接任总理一职，而经济运行将是总理的重头工作，所以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李克强身上。但大家恐怕忽略了的是，其实在李克强的身后，还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用一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论文申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的习近平。只不过，从习李分工判断，“消灭”中国农民的行动由李克强亲自操刀。

　　习李相似经历达成统一认识

　　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农村问题上达成一致，或与两人颇为相似的经历密切相关。从已有的资料可以发现，他们都在中国最为艰苦的地方插过队，对农村问题有着最为直观和感性的认识;随后，二人又在中国最为优秀的两所大学里系统研究过农村问题，并尝试为其开出药方。

　　李克强1974到1976年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当知青。不久前在他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还说“我曾经做过农民，也当过农村的相当于村长。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习近平则是在1969年，15岁时被送到陕西省延川县的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在那里，习近平一待就是七年，后来，习近平还在生产大队担任了中共党支部书记，并在当地构建起第一个沼气村。习近平后来回忆起来还说，是这段经历塑造了他。

　　正是这种相同的农村生活历练，让两人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最为直观，以至于农村问题成为他们求学以及执政路上的重要方向。1991年，还在共青团中央任职的李克强，完成了自己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论文，他的论文题目为《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把农村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据悉，在着名经济学家萧灼基的指导下，李克强在论文中挑战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主张发展农村工业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随后，李克强又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于1995年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可以说，李克强对于城镇化有着非常深厚的情结《详细内容见：李克强的政治梦想：“消灭”中国农民》)。

　　巧合的是，在2001年12月，48岁的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完成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研究的对象同样也是农村问题。习近平在论文中提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崛起，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但是，相对于城市，农村的经济发展仍然严重滞后。

　　当时的习近平认为，“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已经成为当前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大现实难题。在论文中，习近平认识到，农村三大现实难题产生都与市场问题紧密相关：在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卖得出去，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需要的钱只能从市场中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靠市场进行合理配置来实现有序转移。

　　今年2月份，尚未接班的习近平在出访美国时，曾特意往访问了艾奥瓦州一个名叫马斯卡廷的小镇。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书面采访时说，此番出访的目的，是“考察当地玉米种植和加工”。

　　“习近平对艾奥瓦州的兴趣很可能与他当年的学习经历有关。”美国农业部一位读过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官员这样认为。该官员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主要探讨的是如何在中国农村地区建立有效的市场，若说艾奥瓦州的农业有什么特点，那就是高效：“从养猪场到肉类加工厂，该州所有农业设施的运营规模都远超中国大多数同类企业。”

　　或许是因为有诸多雷同，所以习李一拍即合。十八大会议上，中共明确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概念，李克强对十八大报告的解读中，重点突出了“新四化”。其后，李克强多次释放“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的声音。而习近平上位后的首个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农村和农业问题已经相当侧重，“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字眼更是首次出现。而且，这次会议还明确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方针方法。在政治局会议召开4天前，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习近平就在讲话中重点提到农村问题和“稳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等问题。习近平和李克强各自在不同场合力推“城镇化”，表明中共党内的头两号人物已经在这一问题上取得共识，可见，“城镇化”在“习李新政”所占之分量。

　　城镇化助中国打开内需“盒子”

　　城镇化作为“习李经济新政”的第一抓手，也综合了中国经济现实和未来问题的考量。对于现实难题，本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言不讳。公告说，中国的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因此，在未来十年时间里，如何让中国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在建党100周年(也即2021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共高层必须思考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更多内容见：《习李经济不踩刹车 欲2021前超美》)。

　　中共给开的处方就是城镇化。从农村问题和推进城镇化建设等经济议题上寻找新的突破口，从而兑现习近平在上任时的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他和他所领导的政党的奋斗目标”。

　　城镇化的核心就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这需要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恰恰可以解决习近平在21年前提出的“农村三大困难”其中的一个：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哪里去的问题。

　　不仅如此，从地域上来看，小城镇处于农村之头、城市之尾，既是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农业产业化的服务依托，在城乡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

　　有专家测算，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在世界范围内经济不景气、中国国内需求不振的大环境下，城镇化发展将会释放巨大投资和消费需求，这成为未来中国促进内需的战略着眼点，恰逢其时。

　　尽管城镇化过程的演变，会伴随着各项基础设施的投入，但是期待中国2013年通过新一轮大规模银行贷款或基础设施投资来提振增长的人可能要失望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想重复2009年的大规模刺激性投入。那一轮投入是中国在国际贸易萎缩之际避开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在国有银行贷款大幅增加的支持下，它最后引起楼市泡沫(中国领导人已经花了三年时间来挤压泡沫)，并形成一波现在已经开始到期的不良贷款。设计这个方案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受到赞扬，现在却因为做得过火而被人诟病。

　　所以，这也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毫无疑问，城镇化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有挡不住的自发性，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经过程。但要获得这一进程的高质量，又是最难的一件事。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是这其中困难重重、情势严峻。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相对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在实现城镇发展方式的转变中，遇到很大程度上的制约。这些问题相信中共已经多次反复研究，不论如何，习李已多次在各种场合，大头特谈“城镇化”，如今“消灭”农民的信号已经声明在外，接下来就要看这对搭档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