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人身自由的魏巍
为了让魏巍屈服，单位领导还找了他的家人谈话，晓以利害，要他们劝说魏巍承认错误。魏巍说：“我心里很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衹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屈服，向他们投降；衹要我表示自己错了，我的这些苦难就可以解脱了，就可以换取某种自由。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在共产党队伍里干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我衹能向真理投降，而不能向任何谬论邪说投降！”为此，魏巍给上级部门写下了一份《答辩书》，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书中 郑重声明：“我在十六人《给党中央的信》中签名，是出于一个老党员的责任心和维护马列主义原则的一片赤诚，是完全符合党章赋予一个党员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们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是为了爱护党才这样做的。”在这封信中，魏巍还援引党章里党员权利的第七条，批驳了所谓“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与组织纪律” 的指责。
魏巍所在单位领导看了魏巍的《答辩书》后，表示“很是失望”，并决定采取“组织措施”。他们派了七个人到医院的病房轮番去开批判会。不久，还给了魏巍一个“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决定，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但由于军委一直没批，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了失去人身自由三个多月后的2001年11月，组织上虽然向魏巍宣布恢复他的组织生活，但每逢“两会”、党代会、重大节日期间，还都向魏巍发出警告：不得接见记者，不要参与社会活动，出门要向组织请假。简直把他作为一个被管制的异议分子来看待。此外，还隔三差五地派人到魏巍住所去进行打压干扰，让魏巍的家人无法正常生活。一次“七一”期间，单位的保卫部门登门造访说：“现在敌对势力很活跃，你不要被利用，不要参加社会活动，出门要请假！”魏巍当即予以反驳说：“我怎么会被敌对势力利用呢？你们这样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是不能接受的！”这年，全国文联召开大会，作为全国文联的荣誉委员和作家协会的顾问，他居然被拒之门外，不被邀请。有关部门召开抗美援朝五十週年纪念会，特邀魏巍参加，也不被批准。2004年，陕西电视台拟拍一部“红色老人”老人的系列片，找到魏巍进行了访谈，第二天省委就接到了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个电话，说他们拍摄的与魏巍相关的片子，必须要接受他们的审查，否则不得播出。结果扣发了这个录像带，至今都没有归还。导演百思不得其解，按常识说，北京军区衹是一个军事单位，又不是中宣部，与陕西省委也没有隶属关系，他们有什么权力审查、扣押一个省里电视台的东西呢？
原北京军区宣传部文化部部长、作家魏巍
魏巍准备出版的一些着作，也因为签名一事泡汤，就连他与别人往来的信件，也受到有关部门的秘密检查。对此，魏巍无比愤怒地说：“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要依法治国吗？不是要切实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吗？可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并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可见他们是口惠而实不至啊！”
后来，魏巍一事越闹越大，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有人向上面反映，说魏巍是一个名望很高的军旅作家，即便对“三个代表”不能理解，思想一时转不过来弯子，也不至如此吧。据说江泽民对下面不会办事，胡乱投其所好，把事情办成这样也颇为恼火，就“恨铁不成钢“地斥责了几句，大意是我不过是有感而发地说说而已，下面人怎么会如此办事？至此，魏巍才得以解禁，但这“住院检查”一查就是三个月。等回到家中后，为了对他的安全负责，又加派了“门卫“，连家中的保姆买菜回来，菜篮子都会被翻个底朝天。
所谓“经济问题”
如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所讲，“尽管有关方面对他们的上书采取了不顾党章和宪法赋予的党员和公民权利的行动，强令《中流》停刊，并限制魏巍的人身自由，但是，革命者的正义唿声为这一斗争取得最终胜利打响了可贵的第一枪，越来越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也有不少底层群众慷慨解囊，出资捐助这份“为老百姓说话”的杂志。据《魏巍纪念集》披露，除去普通百姓外，王震的夫人王季青和李鹏本人，都向这份左派杂志捐助过资金。而后来江泽民所讲的“经济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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