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昨晚新京报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国宣传部门官员与中国最大胆直言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的记者之间因审查而发生的冲突引发广泛关注，冲突的影响已经波及《南方周末》的姐妹报纸《新京报》(Beijing News)。周二晚间，围绕转载一篇严厉批评《南方周末》的社评一事，《新京报》在与有关部门的戏剧性对峙中失利。

　　《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和总编王跃春称，若有关部门坚持该报转发带民族主义倾向的国有报纸《环球时报》(Global Times)的一篇社评，他们将辞职。《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称，那些公开支持《南方周末》编辑的人得到了境外人权活动人士的积极支持。

　　《南方周末》和《新京报》都是总部位于广州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Southern Media Group)发行的。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记者中不断扩散的不满刺激了中国主张言论自由的人士，这一事件被普遍视为是对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在媒体限制问题上面临的重大考验。

　　以下为参与了周二晚间对峙的《新京报》记者的讲述（经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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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知道我们对其他媒体讲话有具体要求，不能随便讲，但昨晚我们有太多绝望，对新闻管制的事情，我觉得我想当个见证者，应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图片红框中显示的是1月9日《新京报》A20版上转载的《环球时报》社评。该文批评了《南方周末》记者针对新闻审查的抗议活动。

     与其他中国报纸直接使用原文题目刊发不同，《新京报》发表的题目是：《环球时报》就“南方周末事件”刊发社评。昨晚八点半左右，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严力强到我们报社，在四楼的会议室，找人谈话聊天，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是跟《环球时报》的社论有关系。

　　后来，到了11点半多，我们领导说，我们今天要快点签版，争取在12点半前签完，迟到一分钟，都有可能变成耻辱。当时我们还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

　　这时，四楼会议室里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还没走，我们报社的高层领导们都在跟他们开会，他们在交涉关于是否刊登《环球时报》社论的事情。

　　宣传部的领导态度很明确，9号一定要登这个社论。我们报纸和《潇湘晨报》是被点名必须要登的。

　　这个会谈持续了很久，至少两个多小时。我们的记者编辑签版了之后，都在远处看着，透过会议室的玻璃门关注事情的发展。

　　我们听说严力强代表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鲁炜，而鲁炜受到的是更高层次领导的压力。当时我们新京报主要领导的意见是不登，所以情况很剑拔弩张。

　　我们听说戴社长和王跃春总编都表示，如果登了，他们就辞职。

　　12点多的时候，一线的采编人员听说了消息之后都纷纷从家里回到报社，关注事情的发展。

　　其实昨天大家都很高兴很骄傲我们的领导决定不登（《环球时报》的社论）。我们以为，只要再坚持几个小时，这事情就过去了。

　　但事实上，我们后来感觉到，压力真的非常大，据说领导在等消息。他们的条件是，不管发多大，哪怕只是一坨，也要发。

　　戴社长和其他领导看到我们的记者编辑都从家里赶过来了，就把我们叫到一个会议室里，他问我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反对刊登。我们也讨论了，如果不登，对报纸和我们来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报纸有可能就不能出了，据了解情况的同事说，上面是做得出这样的事情的。大家听到这里，都沉默了。 （开始啜泣）

　　到了1点半的时候，版被送到印刷厂去了，但印刷厂被通知要暂停印刷。

　　我不认为这是妥协，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 。（哭泣）

　　至于戴社长是否已辞职的问题，我个人无法代表戴社长，但他和王总编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都谈到了辞职的事情，而且根据另外一个参会的高层，戴社长和王总编都在宣传领导面前口头说过要辞职的话。但接下来，报纸的高层究竟怎么变动，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

　　我们一直在会议室外面关注，可以看到领导们的脸色都很阴暗，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我们为什么不登这个《环球时报》评论的原因是，这个所谓的评论根本不符合逻辑，不符合良心，也不符合我们新京报一贯的风格。

　　本来《南方周末》的事情其实跟我们报纸没有太大关系，就因为我们拒绝刊登这个评论《南方周末》事件的评论文章，我们就要如此蒙难，我们真的无法理解。新京报每天接受的禁令、检查和打压难道还不够多么？ 现在看来，他们弄死一个报社就跟弄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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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请北京市委宣传部就《新京报》记者的讲述置评，该机构让“中国实时报”栏目将所有问题向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提问。记者致电新闻办公室，该机构说，已经与有关部门核实过情况，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新闻办公室的一位员工在电话中说，戴自更工作正常，他昨天上夜班，所以今天在家休息。记者无法联系到戴自更和王跃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