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亲中国”费力不讨好(组图)

万维读者网记者上官天乙综合报道：一年以前，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西蒙•沙玛在他的长文“基辛格和他的《论中国》”中写道：

“虽然基辛格在现实中居住在曼哈顿和康涅狄格州，但他真正的居所却是在经典治国大师云集的帕纳塞斯山(Parnassus)——在那里，俾斯麦每天向梅特涅脱帽致意，困倦的塔列朗(Talleyrand)戴着扑满白粉的假发，向周恩来心有灵犀地眨了眨眼。”

“基辛格居高临下俯视国家事务里的种种小问题，这种视角有好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一方面，身居奥林匹斯山巅的高远视角让基辛格能看清更广阔的图景。另一方面，一生都沉浸在官方事务的繁文缛节和需小心应对的外交工作当中，这让他的讲话变得圆滑、失去了棱角。”

一年后的现如今，中国媒体人叶一剑在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的文章中却说基辛格在德国汉堡举办的中欧汉堡峰会对话中，“旗帜鲜明地”公开了自己“亲中国”的倾向：

“我是个老派的人，我相信4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国际法。和约中一个重要原则是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如今有人发明了所谓‘保护的责任’口号，我认为这接近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我想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人与我是站在一边的，与美国看法不同。”

文章说当89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93岁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一起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会议嘉宾主要是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工商界、金融界、政界的代表。无论是从财富还是权力的角度，都可谓代表着最具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士。

（资料图：1971年7月9日，周恩来会见基辛格。两人的握手是25年来中美高层首次握手）

在会议嘉宾看来，这是两位值得尊重的“世纪老人”，尽管他们早已从其各自巅峰的政治职位上退了下来，但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依然会产生很大影响，甚至会对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当权者或各界领袖产生影响。

在当日的对话中，他们共同讨论了中国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不会背弃自己的和平发展传统，西方也不必为中国崛起而产生恐惧甚至对抗的思维；未来的中美两国不应以对抗的思维来看待彼此，无论是在新国际体系诞生的过程中，还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治理中，都应该达成合作的战略共识；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占据了更多主动地位，而西方则走向了衰落，对于西方人而言，首先应该做的不是指责中国的崛起，而是应该首先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使得自己走向衰落。

（资料图：毛泽东与基辛格交谈）

文章承认，这两位老人每一次针对“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发言，总是可以为西方社会提供一个机会，来了解一个超越符号和价值观意义的中国。

但文章特别强调，正是他们频繁、鲜明的对中国表示理解和支持的表态，使得在中国的很多人看来，这是两个“专门讲话给中国人听的人”，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真实判断，则不能确定。而且，在他们被贴上“亲中国”的标签之后，他们对中国的观察，越来越无法获得很多中国人的理解和支持，甚至遭到先验性的拒斥。

无独有偶，前两年旅美作家林达夫妇出版《西班牙旅行笔记》，通过对当年西班牙国家转型故事的记录，对一个国家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做过精彩分析。本来它对中国有启发意义。这本书也得到包括吴敬琏在内多位名家的推荐。但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这是作者写给中国人看的书，它对西班牙的观察和分析，从一开始就“中国问题化”了，只是借用了西班牙的转型这个叙事平台而已。

（北京外国语大学志愿者王智显：基辛格一家北京奥运期间在天坛游玩。左一是基辛格的孙子。左二是基辛格的妻子。右二是基辛格的孙女。右一是基辛格的儿子。基辛格的孙女是一个阳光小美女，在天坛，走到哪，都有人想跟她照相，都快引起骚乱了呵呵。真的是辛苦了我们的安保人员。）

文章指出，“在今天中国国内的舆论场中，对一些发言者进行标签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然后，基于这些被自己标签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人的所有观点和思考，进行先验性的拒绝和接受，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图：基辛格给颐和园的题词）

文章认为这很危险。不但会降低大众自己的智识，对整个社会信任机制的构建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也是今天的中国几乎在任何事件上都会陷入“大分裂”困境的原因之一。

而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可能轻易陷入“大分裂”困境，对于正站在变革的十字路路口的中国而言，伤害可能是巨大的。就像林达夫妇在其《西班牙旅行笔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重大社会变革的理想出路是政治观点分歧的双方温和派相互靠拢。否则，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结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被边缘化，社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并在两个极端之间震荡，“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

有道是苍蝇不叮无缝鸡蛋。在日本《周刊朝日》杂志近期对栗原家族发言人栗原弘行的专访当中，栗原弘行在对中国反日情绪表达不满之余，就大胆预言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不久就会分裂”，最多也只能坚持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