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件祸起萧墙 揭秘中国媒体的阅评员

　　南周风波渐渐淡出舆论，但不久前朝日新闻曝光了一份关于“南周事件”的报告书，据该报告书称，中共当局就文章的变更对编辑部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指示，在和编辑部多次相互妥协之后，又要求重新更换文章，这一举动激怒了记者们。目前的结果是，据《南华早报》引述接近广东省政府的消息人士说，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编辑王更辉将接替引起争议的黄灿出任《南方周末(专题)》总编辑。

　　至今，南周风波的前因后果已经被演绎出了N个版本。事实究竟为何，也已变得不重要。不论是哪一个版本，正如多维名博牛泪在《牛泪独家：高层在“南周事件”上的分歧原因》所说的那样，“南周事件”在不同的思维下审视，会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一点就好比当年的“六四事件”初期。但在观察人士看来，不论“六四”，还是南周风波，都是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偶然中的必然。当年“六四”的爆发，一个偶然将中国社会从意识形态斗争转移到改革开放，形成了一个范式转移。虽今次南周风波远配不上“小六四”的帽子，但很多人仍寄望这次风波能促成行政部门和媒体沟通的范式转移，磨合出一套全新的模式。而在此次南周风波当中，或许还有一批“躲”在后面的“阅评员”被忽略了，他们“深藏不露”，所扮演的却是连接媒体与政府的重要枢纽，而这一批人的“腐朽”也很可能正是酿成风波的罪魁祸首。

　　南周风波祸起“阅评员”？

　　这个事件已经被演绎出了多个版本，媒体、微博，不论左右都仍会拿出来评说一番，也愈发娱乐化，可以着墨的点也愈来愈少，但多维新闻注意到一则从业近20年媒体人的博文。该博主自称“不是第一个因为阅评员的阅评意见而离开工作岗位的媒体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位媒体人的故事其实很简单，若干年前，该媒体人所在的新闻媒体接到一消费者打来的热线，购买了一台着名的H家电，结果制冷系统出了问题，找厂家无果，所以大妈投诉到该节目组，该栏目组找到厂家的售后部门，给大妈修好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后来的发展超出了想象。“鉴于当局阅评员注意到XX栏目的一期关于H冰箱的一则批评报道，认为这是不负责任抹黑民族品牌的报道，并引发该品牌在欧洲国家销售的不畅和退货情况，对中国民族企业走出去产生了不良影响，片面认定是属于错误的媒体导向。该阅评员特出具阅评意见，报XX电视台领导望与重视严肃处理云云”。因此，该媒体人被撤职。

　　正是因为这样，多年之后他在博文里面谈及“阅评员这个独具特色的媒体管理角色”。他说，“阅评员”虽没有任何显在的权力，又有着大无其边的作用。大到也许一篇文章，就可以葬送一个媒体人的职业生涯。公开资料显示，“阅评员”主要由退休的媒体人士构成，唯一的任务就是看电视、看报纸、看影视剧，观察一切媒体产品，把不符合导向要求的媒体产品，以阅评意见的方式呈送宣传主管部门。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虽然对于它所监控的媒体经常可以一言兴废，但是从无义务对自己的“阅评意见”负责。

　　由阅评员制度为何联系到南周风波？这看似完全没有关联的两个故事。但在看完该媒体人的叙述之后，不由让人途生出一个疑问，南周风波的经过，会否也可能如出一辙？或许该风波还有一个版本：南周的这篇新年寄语仍然是按老程序上报相关部门，就如后来网络曝光的“原文”那样，本是一篇并无太多实际内容，只是媒体在一年之初回顾和展望未来的新年寄语，其中的“宪政梦”仅仅是一种口号式的文章，但可能在某些“阅评员”的火眼金睛之下，被认为在十八大刚换届完成，就开始唿吁“中国梦，宪政梦”会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误读，对中共形象产生不良影响云云。他们更希望在这么一个时刻传递给读者心中的正能量。于是基于以上考虑，主管部门修改后就成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

　　“阅评员”之腐朽

　　“阅评员”，究竟是怎样一类群体？多维新闻发现，在中共宣传部组成构成中，在1994年专门设有“新闻阅评组” ，这是中宣部下设机构，隶属新闻局之下。1996年8月，中宣部在烟台市召开关于加强新闻舆论宏观调控会议，要求各地仿效中宣部的作法，建立新闻协调和新闻阅评制度，以利于进一步全面、及时、有效地加强新闻舆论的宏观管理。阅评组不定期发行内部刊物《新闻阅评动态》，该刊最初名称为《新闻舆论动向》，后改为《新闻阅评》。目前阅评组组长为刘祖禹。阅评员的最高职务可达正局级，阅评活动主要在中央、省、地市三级开展。

　　按照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雷跃捷的介绍，新闻阅评的设计本是希望成为当下中国最为主流的媒介探讨与批评平台。由党委宣传部门、政府主管新闻事业的各职能部门建立的这么一套完整的阅评制度，本意是为了全面、及时、有效地加强新闻舆论宏观管理工作，舆论导向正确与否是阅评工作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然而，注重舆论导向，并不是简化为政治标准。其阅评角度，既有从政治标准入手的，也有从报道艺术角度入手的，甚至还有采编技术角度入手的。如此等等，不囿一隅，不拘一格。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阅评制度”出现了两大根本性问题。第一，在中国，新闻阅评已经享有了某种特权——具有一定的行政约束力在其中，这就需要警惕可能演变为种种行政干涉，这并不是建立这个平台的本义。第二，不同的媒体的确应当以不同的标准。党报党台党刊，政治色彩鲜明，对其“喉舌”功能上多做要求、严做要求可以理解；但都市类的报刊、台，或者栏目，在政治标准上不应与前者要求一致。举例说，近些年兴起的电视民生新闻，多以灾难性报道、负面内容为主，这显然与“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要求相悖。但它又颇受受众欢迎，有较高的收视率。如果不区别对待，后者就不会有立足之地。再比如，党报党刊党台的头版头条通常是政治性强的硬新闻，是正面报道，但都市类的报刊则会更加偏向灾难性的事故、民众普遍关注的大众性新闻等，在很多时候反映出的是民间声音与寄望。但往往“阅评员”用同一标准衡量之，后者常常难免“中枪”。

　　上述深受阅评制度之害的媒体人认为，“加诸于媒体的阅评员制度，这里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体制所扭曲的人性的折射。阅评员都是由所谓退下来的资深媒体人构成的，他们一辈子被管束压抑扭曲，但是在风烛残年，他们仍然甘之如饴地领受着毁了他们一生的那个势力的召唤，主动地把自己的余生跟这个原本应该深恶痛绝的丑恶捆绑在一起，跪求豢养。

　　因为是内行人，所以发现所谓导向差池时往往眼光更精准，因为是内行人，所以在出具所谓阅评意见时更能言中关隘。并且在需要射杀自己的同类时，并不会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此番话多少富含个人的恩怨情仇，但也不得不去思考，中国媒体过往是政府统战与引导言论的利器，并通过这种把控舆论导向的方式去影响民众。目前的所谓“阅评员”们都是在那个年代奋战的“干将”，他们的经历是否注定了他们的自审过严，也不懂得与时俱进呢？

　　政府与媒体陷范式困境

　　事实上，此次南周风波的发生，根本不属于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后面被演绎的如此热闹只能说广东政府部门和南方报业管理者在处理时，依然沿袭了旧有套路，得到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危机公关比外界想象的还要糟糕。也正是媒体圈的火上浇油，促成了20多年来和所谓新闻管制的最激烈的对峙。在观察人士看来，南周风波“头”太小，还不至于戴上“小六四”的帽子，它的发生其实是一件好事。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它就会变弱，从而出现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按照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定义，范式转移就是新的概念传统，是解释中的激进改变，科学据此对某一知识和活动领域采取全新的和变化了的视角。通常，范式转移是一个由某一特别事件引发的过程。所谓特别事件是指在现有范式中被证明是反常(Anomalous)事件的增加，为了纠正问题，决策者需要改变工具设定，并尝试新的政策工具。如果这些努力不能奏效，就会出现政策失败(policy failure)，进而打击旧的范式，促使人们去寻找新的范式，进行修正政策的试验过程。

　　南周风波的发生正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处这个阶段的“特别事件”。南周风波，公开化了政府与媒体的矛盾，也激起了社会舆论界的共鸣，旧有分歧的那层窗户纸被捅了一个大洞，原先政府与媒体多年达成“默契”的旧有范式已经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它必然会变弱，这个时候，也就是范式转移的到来，为了纠正问题，决策者必须改变，摸索出一套政府与媒体的相处新模式。

　　打破旧有范式的关键，媒体指出，“重要的是官员们跟不上这个社会转型急速变化的时代，‘官本位’思维依旧占据主导。就是这样，即使正常的社会内部矛盾，也在瞬时间转化为重大政治事件，体现出民众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对现有制度极大不满”。的确，“官本位”思维的束缚就是一道无形的枷锁，事实上，上述“阅评员”的陈腐简而言之不也基于此吗？

　　那么，新的范式雏形为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蔡武曾说，中国国新办与国际媒体的关系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在这里，“建设性”意味着，中国官员认识到境外媒体树立中国形象和传播中国政策能够起到正面作用，不再视其为搜寻负面报道的造谣惑众者；“合作”意味着，中国官员将“不怕和媒体打交道”，并能够及时、公开地协助媒体进行报道，避免境外媒体发布不完整、不准确、甚至被歪曲的信息；“伙伴”则意味着，政府和媒体是平等的，没有地位高下之分，彼此尊重，各司其责。“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愿这次以南周为主力的媒体人的抗争，能成为今后中国媒体挣脱枷锁的开端。希望随着南周风波的平息，能真正促成双方的互相改变，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