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制周永康 习以外的常委手上不能有枪

　　2012年11月15日中国十八大结束当天，中国新领导层并没有给出太多未来5年可能进行的改革信号，唯一一项令人意外的改变是出现在中国政治体制内最不可能改变的地方──负责国家内部安全的中央政法委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人数的缩减中，悄悄地被降级了。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只是政治局委员，与前任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不同，孟并不是政治局常委。此种作法很明显是在削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权力和影响力。政法委书记是监督国家内部安全的主要人物，掌控警察、检察官和法院，也掌管着中国最具恶名的部分：秘密警察网络、网路审查和武警。新任政法委书记遭降级，这会是改革的一环吗？

　　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中国简报》主编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在《亚洲时报在线》上发文指出，北京之前发布了一份司法改革白皮书，其中表示要减少公民审判过程中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干涉。从这项司法改革与政法委书记的降级看来，马蒂斯认为或许在对保守派居多的新领导层失望之余，还是值得乐观期待中国未来仍会出现改革。

　　然而，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中国政治专家崔大伟(David Zweig)对此乐观有所疑虑，他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解释：“我认为他们只是要确保掌控枪的人不在政治局常委会内。”

　　当时即使在政治局常委内，也少有人握有与周永康相当的权力。

　　BBC新闻网表示，这样的改变的部分原因是中央对前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反制。周在其任内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并运用了极多的国家资源。当周永康于2002年底成为公安部部长时，他拥有的预算是200亿美元，但在4年之后，当他离开公安部的职位时，公安部的预算已扩张为550亿美元。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员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说：“周永康得到这么高的预算是因为他强调社会动乱和群众事件的立即威胁性。”换句话说，周将他的公安机器定位成帮助中国共产党持续维持一党专政的重要单位。

　　当周永康在2007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书记时，他的资源基础和影响力持续上升。中国现在的国家维稳预算已到达1100亿美元，甚至比军方国防预算还多了50亿美元。当时即使在政治局常委内，也少有人握有与周相当的权力。

　　但是周永康的声誉却因他与薄熙来的密切关系而受到打击。有报道表示，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免除薄熙来职位一事投下了反对票。中国的八卦网络论坛甚至传出周永康和薄熙来计画在北京发动政变，然而真相到底如何，至今从未显明。

　　马蒂斯认为围绕着周永康的争议以及他与薄熙来的关系并不明朗，因此很难去评量是否将周逐出权力中心才是这些“改革”的真正原因。

　　举例而言，虽然许多报道表示周永康在3月消失无踪，这显示他很有可能也随着薄熙来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制裁。但是事实上，周在3月出现的次数比他前3个月加起来的次数还多。马蒂斯也认为，周永康对薄熙来打黑行动的支持(也可能是义务的)其实也不真正代表什么，薄熙来以重庆媒体高调宣传周永康对打黑行动的支持很有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马蒂斯并强调，假使中国共产党只是顾忌周永康过大的权力，那么他们必须要作的政法“改革”就非常简单：将周永康换掉，而这一步也的确发生了。马蒂斯因此认为即使将政法委降级的确是改变的一步，但是在确定中国共产党真的有改革政法机关的计画之前，还是有许多问题需要被提出。

　　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200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维护稳定办公室以实施维稳工作领导小组的指令。每个阶层──中央、省级、地方的维稳办将公安、国安和检察院的单位从国家机构中移出、转置于党下。维稳办公室与对外称作“中央610办公室”的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其相似之处。现在的问题在于谁将接手这个维稳机关、还有维稳机关是否会继续受到政法委书记的管理──夸张的维稳预算(1100亿美元)对单单一位政治局委员而言似乎有点多。

　　第二，最新关于中国部会架构的传闻是，国家安全部的管理可能会出现变动。中国国家安全部是主管国家安全的部门，包括了反间谍机关和政治保卫机关，传言它很有可能将被置于国务院之下。将国安部从政法委架构中抽离，很可能会更加弱化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他未来接任者的权力，但是这个改变将可以使得国安部更能专注在对外国的情报工作，而非在同一个架构内与更具政治权力的公安部竞争。尽管这看起来只是一个无害的变动，但它很可能对中国情报单位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于2013年3月召开，届时中国的部会首长将会一一揭晓，当孟建柱从公安部部长这个职位离开后，谁将接手这个位置以及公安部又将以怎样的面貌出现，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与他的前任者们同样，孟建柱在成为公安部部长之前已经具有相当的政治实力，换句话说，他被调至公安部的大位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马蒂斯强调，真正的国家内部安全体制的改革必须包括公安部大位的去政治化(许多公安部的副部长们在进入公安部前都不具有公安背景)，也就是减少公安部被利用为派系斗争工具或是奖赏的可能性。

　　去政治化或许是过于理想的改革建议，但是马蒂斯指出正是这一个改革方向让国安部成功地与政治分离(除了一些极端的情况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薄熙来当初是将他的骯脏事倚赖给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而非国安部的人；最后将王立军送到北京的随行人员也是国安部的一位副部长。

　　马蒂斯表示，某些问题可以在几个礼拜内或是几个月内得到解答，但是也有些问题，像是国家内部安全部会和相关的党办公室的发展，在3月的人民大会的人事变动后，依然会是值得关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