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内部人，就能一夜暴富(图文)

　　1983年，王军投入军火工业，将中国由军队经营的军工厂转型成商业企业。王军和邓小平的女婿、同时也是解放军少将的贺平都是保利集团的创始人之一。根据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的报告，该公司通过贩卖武器给伊朗、缅甸和巴基斯坦赚取了数亿美元的利润。

　　随后保利集团涉足煤矿和拍卖行，与法拉利共同经营一家合资企业，为苏丹建公路，以及在北京为海外外派人员建别墅。它同时还拥有一个旅游电视频道以及一家连锁电影院。

　　“八老”的亲属中至少有3人在保利工作。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担任高管。

　　彭博社试图发送传真到保利集团位于北京的总部，表达采访王小朝和贺平的意愿，但没有获得回应。记者打了3通电话给王小朝助理也都无人接听，最后，北京总部一位接电话的女士告诉彭博社，贺平已经退休了，联络不上他。

　　“整个国家都在经商，无论党、军队、法院、检察官或警察”，美国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任杨大利（Dali L. Yang）向彭博社指出：“内部的自己人能一夜暴富。”

 

　　王震将军的第三个儿子王之，从他雇主电子部那里拿到30万元人民币制造个人电脑。他后来与比尔·盖茨合作，开发视窗软件中文版。

　　王震的幼子王兵最早同长子王军一样都在军队任职，然后又先后进中信公司任职，王军以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名义兼任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长时，王兵与吴小兰（叶选平之妻）一度担任过副董事长。

　　1983年3月，中信公司、中国海洋航空公司、中国直昇机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和深圳通发实业公司等六大股东，合股成立了一个中国海洋直昇飞机公司（简称中海直）。该公司刚刚成立时，在深圳四川大厦14楼挂牌，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叫马相持。不久，王兵则接任了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

　　王兵所领导的直昇机公司，表面上是发展旅游事业，如开办直昇机观看深圳、香港市容活动，但收益甚差，直昇机公司真正的发财门路还是做买卖。中国大陆曾有一句话形容皮包公司，除了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而据说王兵的公司是“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言下之意是从事军火贸易。

　　在深圳，早就有这方面的传闻，当地的有关部门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当时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当地政要骂得狗血淋头，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这些有良好关系的人，能在80年代独具优势，一点都不令人惊奇”，《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的作者之一弗雷泽?豪伊（Fraser Howie）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问题在于，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掌握最好的资源，中国公平竞争的环境几乎不存在。”

　　1988年，国有企业逃税和投机倒把的行为十分常见，以至于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1989年8月，“五大”公司被政府调查，随后被罚款，这包括中信公司和中国康华髮展总公司，康华旗下拥有数十家子公司，由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经营的慈善组织创建。

　　因为太子党的特权和财富使得越来越多学生和工人感到愤怒不满，进而引起大大小小骚乱。虽然邓小平大胆的改革为中国经济带来新活力，但1988年的通膨率高达18.8%，使人民的收入增长看起来微不足道。事实上，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也被这份不安影响。

　　彭博社的报导指出，“六四事件”前夕，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副书记，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的陈云长子陈元，利用他和白宫的关系为儿子争取到美国签证，让他能前往美国就读一所着名的私立寄宿学校。在那个时候，多数中国人是不被允许离开国内的。

　　陈元接触的对象是包道格（Douglas Paal），包是小布什政府时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问题专家。包道格一口答应陈元，并求助于当时的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但李告诉他，这种特权行为将引起大使馆内中国员工的愤怒，包对此大感意外，说道：“我发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中国人，极度憎恶捞尽好处的太子党。”

　　公众的愤怒在1989年春天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涌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国之外的观察家们从电视上看见示威游行，认为人民要的是民主，但杨大利指出，高干的特权子女也是人们的目标。另外，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六四”相关着作，有示威者甚至胆敢挑战于“文革”期间被打残的邓朴方，散发传单指控其公司逃税和走私。

　　只是自从“八老”10年前押注经济改革以来所面对的最大威胁。当年5月下旬，邓小平召集党内高层领导到他家开会，面临一切可能毁于一旦的危机，邓小平、陈云和其他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同意由军队恢复秩序，6月4日，坦克开入北京城区，民主运动被暴力粉碎。

　　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以保守派（左派）着称，在邓小平主政时，地位和权力仅次于邓小平。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主导的经济改革，使中共党内高层既得利益集团先富起来。失败的物价政策持续让中国经济急速通货膨胀，直接对民众生活构成不良影响，举国对政府和社会的强烈不满，最令民众忿忿不平的是特权阶层贪污腐败﹑官倒猖獗等。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对中共改革代表人物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很快演化成以反官倒、争民主为旗帜的学运。几天后，天安门广场出现藉悼念胡耀邦而进行示威抗议的学潮。

　　中共官方禁止悼念胡耀邦，引发成千上万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学生提出7项要求，包括：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状况；开放报禁；提高知识份子待遇；取消限制示威游行；对学运作出准确的报导。

　　1989年5月6日，中共八老中的李先念﹑薄一波首先向邓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之后邓小平直接召集和主持会议作指示下命令。

　　陈云也和邓小平站在一起，主张废黜赵紫阳，把赵紫阳定性为“分裂党”。

　　198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对北京部份地区戒严。戒严令是以国务院的名义决定的，由总理李鹏签署发布。戒严的理由是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动乱。

　　在“六四”镇压前的关键时刻，1989年5月26日，陈云亲自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坚决表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据新华社报道，这次会议通过了“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决议”的公告，其中包括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刘澜涛、杨得志等重要人物皆同意当局以强硬手段清场。另一批元老级人物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人亦公开表态支持中共中央的决定。

　　6月初，中共高层开始下达一连串“重要”指示，最终促成“六四”屠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