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安副部长秘书叛逃CIA曝惊天内幕

　　2012年5月，海外惊爆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陆忠伟的秘书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策反，此案于去年初中方破获。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安部处长俞强声(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胞兄)叛逃CIA以来，中国情报系统最严重的叛逃事件。事件震惊海内外，但中美两国情报部门对事件均三缄其口，案情迄今不明。

　　记者从美国接近CIA系统的人士获悉，这位副部长秘书被策反后，向CIA出卖了大量中国情报和政法系统的机密，其中他透露的第一件事，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与公安部的内斗情况。接近CIA的人士透露，这名节变者谈及中国国安和公安内部恶斗的激烈程度，堪可用「你死我活」形容，曾令美方大惑不解，继而深为震惊。

　　据透露，这些年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对缓和，使专责对外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在中南海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有所减弱，而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盪加剧，使专责「对内」的公安系统日显重要。

　　其中，公安系统辖下的国内安全保衞部门(简称国保)，更是以维稳的名义迅速坐大，不但「越界」侵蚀原属国安范畴的领域，甚至在工作的方法与手段上沿用国安那套，且涉嫌违规滥用，以至成为破坏社会和谐因素之一，在中共党内甚至高层引起诸多质疑。中共十八大，中央政法委书记被降格，并逐出政治局常委，与此不无关系。

　　国安部建立割走公安部肥肉

　　据了解，国家安全部与公安部明争暗斗，从1983年国安部成立时就开始了。鑑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安全需要，1983年7月，由长期以来负责情报工作的原中共中央调查部为主，成立了国安部。由于调查部原来只负责情报收集，并无反间谍机构与政治保卫，故成立之时就合并了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部分单位、国防科工委的部分单位。尤其是把公安部的政治保卫、反间与技术侦察局（当时主要是主管邮件检查与电信侦控）划给新成立的国安部，大大削弱了公安部的职权。公安部一直不太服气。

　　国安部成立伊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也参与国内安全事务，但主要负责情报与反间谍。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八十年代，中国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广，情报收集任务日益繁重，海外进来的间谍也越来越多。国安部与公安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

　　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当政后，国家安全部地位大幅提升。原因除了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处于西方国家围堵之中，急需情报突围、发展中外关系之外，与江泽民更加注意国际形象和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江泽民利用情报治国，是体制内都知道的，国家安全部的权力有所扩张，尤其对国内「敌对势力」的侦查与监控，主要由1989年后新成立的国安部反对敌势力局执行。

　　然而江泽民执政晚期，两起情报失误酿成重大事件，令国家安全部地位大幅下降。一起是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二是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为抗议中共打压，静悄悄成功地包围中南海。有消息指江泽民在得悉中南海被包围后，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拍案大怒：「我们的红色情报员都在哪里？！」两起事件反映安全情报失误，造成外交和内政被动，国安部因此「背黑锅」。

　　此外，国安部在国内事务中地位的下降也是必然。六四后江泽民苦心经营十年，中国的外交关系基本理顺，美国不再以「和平演变中国」为主要任务，所谓的「国外反华势力」针对中国的活动也有所收敛。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国内矛盾经十多年积累，日益增多，影响社会和平安定的群体事件此起彼伏，而预告和处理这些突发事件，显然已超出法律赋予国安的主要义务范围。这个时候，公安国保部门开始登场，并发展迅速。

　　2002年中共十六大胡锦涛上台，公安系统内的国保队伍已经迅速坐大，不但人员编制急扩，还配置了各种侦查技术，包括窃听与电信监控等以前只有国家安全部门可以使用的手段，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内「克格勃」。国安部的职能则被进一步局限于「对外情报与反间」。国安部眼见权力被削弱，也只能忍气吞声。

　　在香港，因基本法23条立法引发2003年50万人反政府大游行，令本来就低调的国家安全部在香港的工作更为低调。香港中联办一位工作人员透露，香港在1997年回归后，按基本法香港要自行就国家安全立法，使国安部门有法可依，大游行后国安缩尾，但公安却利用自己掌握办理来往通行证特权，把手脚伸到香港。常常在香港监视异议人士，并以反恐、国家安全以及配合香港警方在内地抓人为理由，要求香港配合他们执行一些非法活动。

　　胡锦涛批准公安维稳可监听公民

　　接近国安部的人士透露，过去十年来公安国保滥权的所作所为，国安部老谋深算的特工们都看在眼里。国保权力膨胀，铸下不少错误，尤其是以对待国外特工的手段对待国内公民，严重违反法治，侵害宪法。有国安人员表示，国安之所以被赋予监听、监控与搜查公民通信的权力，是因为国安负责反间谍工作。而涉及情报与反间谍工作，世界上任何法治国家包括美国，都视其为合法，因为国家安全事关重大。

　　但是公安国保自成立并接收国安的部分工作后，把原本用来对付海外间谍的手段，用来对付自己的公民，造成共和国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执法犯法情况，秘密监控、监听，黑头套等，无所不用其极，有些手段连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都没有用过。

　　以窃听技术来说，国安部使用窃听有严格程序，一般针对有特嫌的人才可使用，少数情况是针对进入中国的海外人士，为收集情报而使用。国安部（包括前调查部）一般不得对政府内部人员使用窃听手段。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条文规定，即便省级干部涉嫌间谍行为，要对其进行窃听也必须得到上级（部级）主管的审批。

　　然而，2004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竟批准公安国保部门可以以维稳为由，对公民使用窃听等手段。此后，窃听手段使用越来越氾滥，公安国保可以以维稳之名，对被拆迁人士以及一些对政府表达不、提出诉求的公民，使用监听和窃听手段。

　　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监听技术还被纪律检查或行政监察部门滥用。地方官员被随意窃听。例如山西、福建、广东、湖北、重庆的公安部门，就被曝光曾经肆无忌惮地窃听官员的秘密与隐私，有些地方公安局领导还以此要胁上级领导要官要钱。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时，竟对到访重庆的中央政治委员与他们秘书的电话进行秘密监听，然后上报薄熙来，邀功请赏。

　　有消息指，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对公安国保权力的扩大难推其咎，他本人也多次利用公安的窃听达到个人目的，包括整掉政坛对手、维护自己的利益等。

　　据了解，周永康支持下公安国保无法无天的做法，引起中共党内甚至高层不满，前年开始，中共十八大筹备小组收到不少来自退位或在位政要的投诉，指过去多年中央政法委纵容公安国保以维稳为名，滥施专政，执法犯法，造成众多新矛盾，破坏社会和谐，要求中央对政法委削权，这些唿吁终于导致中央政法委在十八大被逐出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表面上安然退位，实则在党内狼狈不堪。

　　据报道，国安部一位原负责监控网路敌对势力的局长，日前与某门户网站投资人与主管人会面时曾透露，国家安全部国内敌对势力局有三个处负责网路动态监察。这位局长强调，国安只监控涉及国家安全的资讯和动态，对一般网民反贪污腐败、要求言论自 由、批评领导人的言论等，「我们都能理解，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我们不会干涉。」

　　茉莉花事件北京市公安国安大火拼

　　另一宗可反映国安与公安国保政恶斗的事件，是2011年初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受中东等地多国群众上街聚会、最终推翻统治者事件的影响，中国内地多个城市也相继发生群众上街聚集事件。这原本是一起网民自发发起的事件，公安国保为避重蹈当年国安没能有效预防法轮功包围中南海而失去中南海宠倖的覆辙，动用一切力量打压茉莉花运动，引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宗残忍的暴力专政事件。

　　不完全统计，内地前后竟有600多位公民被非法拘禁，经公开报道被殴打折磨者多达354人（另外一些人可能不敢声张）。胡温执政十年的成绩与营造的声誉，几乎毁于一旦。茉莉花事件充分暴露了公安国保的无能与愚蠢。更可笑的是，他们竟怀疑事件本身就是内部人策划，用来对付公安的，甚至将矛头指向国安系统。

　　据透露，茉莉花事件时，北京市公安国保滥拘滥捕，并秘密逮捕了两位为国安部工作的线人，令国安部门大为不满，官司打到中央政治局，既是秘密警察头子、又是公安最高领导人的周永康莫衷一是，要胡锦涛和习近平亲自过问，并有可能成为公安国保的「滑铁庐」，註定了政法委将要退出政治舞台的前景。有北京市公安国保的头头至今说起此事，还坚持认为这是国家安全部门策划的「阴谋」。

　　其实，国安系统对公安国保一直有微辞。媒体披露，当年每年一度的全国国家安全安部厅局长会上，原本讨论国安系统如何搞好廉政建设，但一位国安部高官突然离题发言，历数公安部的腐败行为，认为公安系统「应该好好整顿」，其发言获不少与会者附和，不少人会意点头。据透露，有国安部官员私下斥责，公安国保「就是一群低素质的克格勃」，指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任由他们发展，中共可能会败在他们手里。

　　重庆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国安翻身

　　重庆事件爆发后，2012年6月，王立军把持的重庆市公安局对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的红线电话(即保密电话)搞窃听，结果被国安部反间谍部门查获。2012年9月王立军在成都受审，其中不公开审理部份，就包括搞非法窃听。这也是为甚么2012年2月7日王立军被国安部副部长从成都美国领事馆带回北京后，案件一直由国安部负责调查的原因。

　　国安部这些年通过技术手段，掌握不少公安部门嚣扬跋扈、非法对领导干部搞窃听的证据，并掌握了不少地方公安部门负责人的违法违纪证据。据悉，包括广东省在内，至少七个地方公安厅长涉嫌拥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每人拥财都在六千万元人民币以上。

　　南方某省公安厅长一家拥有七个公司，在八大城市最贵黄金地段拥有顶层公寓或者高档别墅。据悉，那几位公安厅领导目前已不再兼任当地政法委领导，并被当局暗中调查，只是他们自己还不知情。国家安全部门的侦察显示，湖北省公安厅长、福建公安厅长、云南公安厅长、广东公安厅长的财产都超过5000万人民币，有的高达3亿元，这些都被善于在境外取证的国安部一网打尽。相对而言，国安系统领导比较自律，至今很少听到国安系统高官因贪腐被立案查处的消息。

　　有消息指，国安系统对地方公安负责人的腐败行为的秘密调查，原属违规行为，一度引起公安内部非议反感，两大系统曾经「歛拔弩张」，但重庆王立军事件中，国安系统对王立军的窃听，意外发现他竟窃听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的惊天阴谋，此后国安的做法得到中南海的肯定。

　　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王立军事件令国安系统重新振奋。过去这些年国安系统一直「卧薪尝胆」，利用十年收集了不少公安违规非法行为，尤其公安领导的贪污腐败。来自国安部的消息指，这些资料未必全部「上报」纪检监察部门，但如果公安某些领导在未来一段时间不知收敛，或许等待他们的将是监狱。

　　习近平近国安远国保？

　　国家安全部与公安国保部门的内部恶斗，已沦为美国CIA讥笑中国情报系统的一大笑话。但回到中国，无论国安还是国保，本质上都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主政，面对依然如故的内政维稳问题，以及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是继续利用名声扫地的公安，还是重新重用国家安全部，备受两大系统关注。

　　虽然公安、国安两大系统都在利用各种机会，拼命表现自己，邀功请赏，但显而易见的是，十八大政法委失势，周永康被党内千夫所指，肯定令习近平对公安有所避忌。但是，无论是警察(公安)治国，还是特务(国安)治国，都不符合现代文明国家的定义。习近平不会不明白，中共也不会不明白，只有实行民主宪政，中国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