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计委大院：江泽民朱镕基从这里走出(图文)

　　与军队大院一样，机关大院文化也是北京大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三里河为中心兴建了各大部委的办公地。随后各个机关大院也相继建成。这里也成了新北京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由此形成的大院文化独具的魅力。

　　在各机关大院中，计委大院很有代表性，从大院陆续走出过21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200多位部长、副部长。当时，计委的红塔礼堂位列北京四大礼堂之首（其他三个是地质、物资、政协），红塔礼堂是那时候北京文艺青年心目中最重要的文艺地标。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首位来访的西方小提琴大师斯特恩选择红塔礼堂举办他的独奏音乐会，小泽征尔首次率波士顿交响乐团来京，首演也是在这里。

　　如今的计委大院已有几分落寞，冬天感觉更是如此，在灰色的天空和枯萎的树枝映衬下，苏式老楼越发显得破败，很多窗户已没了玻璃，用塑料编织袋勉强堵上。一幢灰色的旧楼上挂着“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旧居”的牌子，从质地上看像是居民自己制作的，牌子旁张贴着一张“唿吁书”细看之下，才知道这幢楼已列入拆除名录，居民们想留住的或许不仅仅是这幢旧楼，还有他们与新生的共和国一起走过的日子。

 

　　不少孩子从中古友谊小学放学出来，边走边兴奋地说着话，爷爷奶奶们弯着腰倾听着，不远处传来几声“别跑别跑，有车”。天色渐暗，一阵油炸带鱼的香味，不知从哪家哪户飘出，弥漫在街区里……

　　曾经的“贵族大院”

　　地处京城城西三里河地界的国家计委大院建于1953年，奇怪的是院子盖好了却始终没有建院墙，只有各个大门前一对砖砌的白色尖顶的“塔式”岗楼，孤零零地伫立了许多年。至于为什么，谁也讲不清楚。起先，大院的四周有铁丝网，一个连的士兵日夜不停地在那里站岗巡逻。“大跃进”时，铁丝网都拿去炼了钢铁，警卫也被撤去。以后，大院四周干脆用水泥方砖铺成小路并在一边种上树，权且当作了“象征性”的围墙。

　　计委大院的整体布局是学习了苏联街坊式住宅的“合围布局”一个大的街坊为中心，七个小的“双周边”式街坊错落有致地四面围绕，把整个大院分割出若干个自然的小院落，非常别致且有特色。

　　大院中所有的三层楼房都是棕红色的木大门，深灰色的青砖墙面，浅灰色的屋顶面瓦，显得庄重和气派。院中两处四层楼房则是中西交汇的建筑，方方正正坐落在西侧两个院角处，俗称“南建委”和“北建委”。

　　所有的宿舍楼，每个单元里都建有厨房、卫生间和阳台，并配备了暖气和上下水设施。四层的宿舍楼除了厨房更宽大外，还加了间浴室。像这样功能如此完善的住宅，比起北京的四合院住房，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城为数不多的豪华住宅了。

　　大院中的宿舍楼是按干部的级别分配的：科级、处级干部可以分到一套二居室，副局级以上的干部可以分到一套三居室或四居室，并还可配一套一大二小的沙发。正局级以上的干部家中还可安装一部电话。那个年代电话并不普及，家中若有电话，几乎成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如同社会上那些大而全的大院一样，计委大院里的各项生活配套也是自成一体，一应俱全。院中有托儿所、幼儿园，还有为学龄儿童设立的计委干部子弟小学，现在这个小学的名字是中古友谊小学。如今这个小学在北京很有名气，已为大院培养了好几代人，着名节目主持人陈鲁豫等都是出自这个小学。

　　另外，还有专供机关开会、演出和放电影的计委礼堂（如今的红塔礼堂）。这个礼堂的音响设备和效果在当时的北京城当属最好的，大艺术家梅兰芳和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都曾在这里演出过。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经常对外放映内部影片而名噪一时。在这里承载着很多人的美好记忆。如今的很多知名艺术家当年都是这里的常客。

　　大院里有食堂、粮店、百货公司、公共澡堂，还有邮局、招待所……应有尽有，如同一个小城市。有人开玩笑地说：差个“火葬场”就齐全了。人们不用出院，生活问题就基本得以解决，十分便利。

　　同所有机关、军队大院一样，计委大院有着自己的特色和文化底蕴。“红色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当是计委大院的一大特点。

　　计委大院住着近两千多名机关干部，这些干部中有中共建党初期就从事革命工作的资深老党员，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有八年抗战的新四军和老八路，有在黑山沃土抗击日寇13年的抗联老战士，还有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中、高级指挥员这些曾经战功那么显赫的干部，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革命史诗，每个家庭都有着一段故事，那故事有的非常动人、曲折，甚至异常的悲壮和传奇……

　　也许计委大院的机关政要太多，也许由于大院的住房水准太过高档，处处彰显出“贵族”品质。不知何时起，外界开始把计委大院称之为“贵族大院”，此名传播甚远。对于这一称谓，无论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计委大院的人并不那么在乎，反倒是大院的孩子们似乎有些得意和受用。因为孩子们在心中，早已在“贵族大院”前面镌刻上了“红色的”三个字。

　　孩子们不比谁的父母官大

　　上世纪五十年代号召向苏联英雄母亲看齐,多生孩子的岁月，一家有三五个孩子不算新鲜。有人粗略算过，计委大院总共有近六千个孩子。

　　计委大院有两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孩子们难以忘却的共同记忆：

　　“雨中送伞”每每上下班时下雨，计委办公大楼前总会聚集着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男孩和女孩，争相为在大楼里办公的父母送雨伞。孩子们一只手撑把伞，另一只手抱着把伞，站满了办公楼前的空地。有的小孩还跑到楼前高高的台阶上和警卫战士搭腔说话。雨很大，天也很冷，但那份温馨的亲情带来的是无限的暖意。

　　“中午吃饭”每天中午十二点，孩子们上完上午的最后一节课，都急忙背起书包、兴高采烈地奔向大食堂等着和父母一起吃中午饭。这时，下了班的干部们也三五成群地飞奔来与孩子会合，此刻，食堂里几十张桌子围坐满了大人和小孩，那个场面充满了愉悦，热闹非凡。吃饭声、嘈杂声和低低的笑语声融和成一片，如同一个超大的家庭在一起进餐。那祥和的气氛，那欢乐与幸福的感觉让孩子们记忆永远。

　　计委大院的孩子很少去比较谁的父母官大，更少去比较谁的“老子”参加革命早晚，相对于军队大院的孩子，他们显得更为单纯些。孩子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但从不关心对方家长的身份和官职。

　　计委大院的孩子，大多数有过身边没有父母监护、脖子上挂着把钥匙、到点儿就去食堂吃饭、做完功课就去拼命疯玩的经历；也经历过与父母一同上“五七干校”、三年饥荒和极左人祸的困扰与磨难。那时，即便像计委这样“一等一”的国家机关，也拿不出多余的粮食来填饱他们孩子瘪瘪的小肚皮。记得当时，年幼的弟弟把自己省下来的半个玉米面饼塞进我书包的事，那浓浓的兄弟真情，感动我一生。

　　大院里的孩子们大致分为两拨儿：“老三届”的大孩子和“六九届”以后的孩子。

　　“老三届”的孩子对政治的敏感和关心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高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歌子，勇勐地冲向社会，自认为自己是最彻底的革命派。但当他们的理想之梦破灭、政治上受到了愚弄后，情绪又变得十分沮丧。他们憎恨透了那位文化革命的“旗手”。直到现在，只要听到或想起她那句“红卫兵小将你们好”，眼前就会浮现出她那拉长声调、装腔作势的扭捏之态，便会在心理和生理上产生出直想呕吐的反应。这些博知、好学的大孩子们，意外地从曾在上海、延安工作过的老爸、老妈那里获悉到诸多有关那位“旗手”的丑闻和斑斑劣迹，于是“红都女郎”之类的许多新闻便最早从计委大院的孩子们那里传散开来，以致这些孩子和父母都受到“四人帮”爪牙的追查和迫害，吃了不少苦头。

　　随着形势的发展，老三届的这拨孩子绝大部分陆续上山下乡，去了农村或生产建设兵团，只有少数的孩子当兵或进厂当了工人。大孩子们走后，大院成了他们的弟弟妹妹们的天下。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环境下，大院涌现出不少闹腾欢，并在社会也叫得很响的“风云人物”。这些孩子在大院里独领风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男孩子中，当属53门的曹京生。据讲，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就是以他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在该剧中，主人公的名字就是用的他本人的名字。

　　女孩子里要数赵家的“两朵花”。院里孩子还给她们起了“七奶奶”和“八奶奶”的绰号。在孩子们眼中，二位出众的小姑娘是美丽“女侠”式的人物。她们个子高挑，身材苗条，皮肤也很好，总穿着一身深蓝衣装，头上梳着齐到耳根的“小刷子”，总爱骑着把车座拔得很高的“二八”自行车，只要蹬上车，一阵风似的唿啸而过，那个狂劲、疯劲和靓劲震呆了不少外院“拍婆子”的孩子，还招惹来好几场大的群架……

　　转眼几十年过去，计委大院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活跃在当今社会的各个舞台上，而且有声有色。虽然大多数孩子都是平凡普通的人，但也不乏有许多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远的不说，仅在我生活的小院落就出了将军刘海南，书法家卢中南，胸外专家（京东第一刀）秦明，金融家姚刚和着名律师何山等等一批事业有成的杰出人物。

　　如今，计委大院的孩子们都已是年过半百、霜染双鬓的老人，有的还过上了当爷爷奶奶的晚年生活。

　　岁月沧桑，世间巨变。当年的“国家计委”早已易帜为“国家发改委”，计委大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曾经闪着金光的“大院文化”悄悄地黯然褪色。但在计委大院的大人和孩子们的心中，对大院的美好记忆和浓厚的大院情结永存，在他们的心目中，计委大院是永远的，那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居民反对拆除有历史意义的旧楼

　　

　　即将被拆的老楼里留下了很多名人的足迹

　　

　　大院“盛产”高官

　　许多人说计委大院“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此话倒真不假。

　　几十年中，从大院陆续走出过21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200多位部长、副部长。全国顶尖级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马洪、吴敬琏都出自这个大院，从这里出来的局长和处长们更是多不可数。更让计委大院自豪和骄傲、并引以为荣的是好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自这个大院，如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国务委员陈慕华副总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

　　这些领袖人物，曾经是那么平凡和近距离的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就像我们当中的一员。开始，人们并没有太注意，直到许多年后才突然惊奇的发现：在我们周围竟有那么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中数朱镕基在大院里住的时间最长，也最为大院人所熟悉和了解。

　　朱镕基清华毕业后，先去了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1952年进京到国家计委，成为了当时最具有潜力和前途的年轻干部，并举家搬进了计委大院。在这个大院中，他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朱镕基总理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夫人劳拉贤惠、朴实善良，为人从不张扬，并且精通四国语言。他们的一儿一女，小时候都在“中古友谊小学”就读，听说他们长大后都很争气，事业都很有成就。

　　在计委大院生活期间，朱镕基一家十分低调。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身材高大的朱镕基夹着大黑皮包匆匆步行去办公大楼上班。晚上，经常能碰到他和夫人劳拉说笑着在大院里散步。中古小学开家长会时，可以见到他以家长身份在那里侃侃而谈；在食堂打饭，可以看到他和正在排队打饭的同事们打个哈哈，说个笑话。有时还可见到他挎着个篮子去买菜，甚至和卖菜的人在那里砍砍价。在机关联欢会上，他还会大大方方的为大家清唱一段字正腔圆的京剧。

　　在大院里，无处不留着这位两道浓眉不怒而威的总理的深深印记。去年，当年生活在计委大院的孩子们举办联谊会，寻找童年美好的记忆。会上用幻灯放出一张朱镕基年轻时期和机关同事们一起在颐和园留影的巨幅照片，片头题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共和国总理从这里走来。细看，照片里别的大人和几个孩子都在看着镜头，只有朱镕基一人抬着头，深沉的凝望着别的地方。这时，联谊会的主持故意停顿一下，然后一指照片煞有介事地调侃道：“大家看，我们总理那时候就盯着中南海呐！”

　　也许只有这个大院的孩子们才敢这样没大没小的“造次”，因为他们没有把朱镕基当外人，他们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和敬爱。在孩子们眼里，这位共和国的总理是他们父母曾经的同事或好朋友；是他们天天都能见到的左邻右舍；是他们整天都喊着叔叔、伯伯的十分亲近的人。

　　朱镕基已从大院搬走了许多年，听说他身居高位后，还来过大院好几次，看望朋友和邻居。看来这位总理的“大院情结”竟也是如此的如影随形。

　　大院里的经济学家们

　　同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一个小自然院做了多年的邻居。

　　孙冶方1925年曾与王明、杨尚昆、蒋经国等人在苏联留学。1930年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以后则长期从事马克思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领导工作。五十年代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科院研究所所长。

　　孙冶方老人生活起居十分有规律，每天清晨都会准时在楼门前练身、打太极拳，那一招一式娴熟且认真。老人在北京的政治地位很高，朋友也很多，听说朱德、周总理、陈毅元帅都和他交情很深。每逢节假日，他家的来人络绎不绝，从停在楼门前的“吉姆”、“大红旗”和“吉斯”牌的轿车，就知道来宾的地位。

　　孙冶方一生酷爱音乐，尤喜肖邦和贝多芬。每次从他家的楼下经过，常能听到贝多芬的交响曲旋律。

　　孙冶方一生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叫李昭的养女。这位长得有点像外国人的老人十分喜爱孩子，见了院里的孩子就喜欢得不得了。然而就是这些“伯伯”长、“爷爷”短的孩子们，在当上“红小兵”后伙同机关“造反派”抄了老人的家。多年后，当这些孩子长大彻悟向老人忏悔并道歉时，老人竟无一句责备的话。他就是这样一位胸襟宽广、宽容大度的人。在机关，他对批判过他的人同样不计前嫌，再次重用，甚至重事相托。这种高尚的人格力量，感动了很多人。

　　孙冶方“文革”时锒铛入狱七年。在狱中，老人十分坚强，没有纸和笔，他就用心中打腹稿的方式，用时七年完成了一部30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着作，先后打腹稿竟有85遍之多。这种在监狱里用“心”和“意志”着书，大概除了他以外，真的是“空前绝后”了。

　　经济学家沉默是社会的最大悲哀，而孙冶方是站在地狱门口，也绝不保持沉默的硬骨头经济学家。他刚出狱便郑重声明：“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亲哥哥薛明剑也是民国时闻名遐迩的“经济大家”，他与我国另一位泰斗级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还是堂兄弟。

　　1983年，75岁的孙冶方在京去世，他的骨灰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中被撒入了太湖。

　　大院另一位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是马洪。马洪和我父亲熟识，抗战前都是“牺盟会”的，又都是山西人。我和马洪的女儿马雅也是小学同级不同班的同学。

　　印象中的马洪身材高大魁梧，宽大的额头，一副长者的样子，脸上总是带着慈爱的微笑。他待人和蔼可亲，没架子，一生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读书和游泳。

　　每天早上打饭和上学，我都要经过马洪家。一年四季都会看到马洪围着院子的小马路跑步，有时还见到他戴着耳机，边走着，嘴里还念叨着，大概是在学习外语，晚上也常能碰到他带着孩子在院里散步。

　　马洪1936年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因此与高岗结下了不解之缘，再以后马洪调北京国家计委任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与高岗共事多年，受到了高岗的赏识和重用。正因如此，在“高饶事件”后，马洪被凭空指责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并受到长期被降职等不公正的待遇。

　　“文革”后，马洪担任过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等职务。马洪身兼高官，又是学术界权威，他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界都有很好的口碑。

　　计委大院的人都说，马洪更为重大的贡献莫过于“慧眼巨睛识英雄”了，那英雄指的就是后来的朱镕基。在东北，朱镕基就是马洪的部下。说马洪是朱镕基的“恩师”、对朱镕基有知遇之恩一点也不过分。在马洪第二次复出后，很快把朱镕基调到了经济研究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2007年，这位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大经济学家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马洪身后完全有资格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室或红军室，但不知是否是他生前的意愿被安葬在了西山环抱的“万安公墓”。他的墓的左前方不远处便是高岗的墓。也许他是想要在这里永远的陪伴那孤单很久的老上级、老领导；也许他是想和这位老战友、老朋友一起叙说曾经的辉煌和昔日的对错与得失；也许……也许他什么也没想，不过是冥冥之中的两片落叶被偶然的吹掉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