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互信不应止步技术层面
中国领导人从2011年末开始，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方面一直三缄其口。日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就如何构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进行阐述，首次就此做出公开详细回应。多尼伦的演讲无疑是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开端， 但是我们必须对美方的思路有足够了解。 至少，他刻意回避了新型大国关系如何界定的话题，不谈两国长远的共同政治基础，直接提出建立这种关系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政治互信将取决于中国对美方要求的条件是否接受。相比2005年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论和2009年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的“战略再保证”论， 多尼伦的观点不能算是一个进步。
习近平(专题)2012年2月访美前在《华盛顿邮报》的书面采访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维护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之际，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恐怕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但美方一直对此没有做正面回应，继续坚持把建立军事优势放在美中关系的首位。多尼伦的演讲虽然对美国亚太战略的咄咄逼人姿态有所收敛， 但只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与过程， 不谈目标和结果，显然还是突出军事议题的思维定势。比如，他把军事互信放在首位，声称美中要举行更深层次的军事对话，这种对话是“新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中国正扩大亚洲军事存在，加大了两国因错估或突发事件而造成关系大局不稳的风险。他开出的另一个条件是网络安全对话。
危机管控固然必要，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与美国的新遏制战略有关。建立军事上的危机管理机制本来就是冷战期间开始的，说明美国的现行亚太战略是从遏制角度来思考的。美国的这种思维定势难以改变，因为其源头是大国兴衰论，这是一种刻意强调军事实力的消长而决定国际关系走向的理论。军事决定论与中国的儒家学说是相悖的。正如基辛格所言，中国人从来不以建立精神上的“希望之乡“为借口夺取别人的土地。因为中国人的“希望之乡”就在中国，而中国人长期在那里生息，没有民族大迁徙。而从大国兴衰论的视角来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19世纪末的日本和德国。
应当承认，中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诠释也是不明确的。别的不说，何谓“大国”?外交系统的正式说法是“major country”(主要国家)，新华社称“big power”(大强国)，还有不少媒体称为“big country”(土地人口众多的国家)。造成这种概念混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即避开西方惯用的great power(列强)，因为这个概念曾经属于侵略中国的那些大国，而中国不在其内。其实，中国如果对外理直气壮地用great power，那么中国人的思路反而变得清晰，因为中国事实上已经是现存国际关系体制的重要成员，尽管不是这个体制的始作俑者之一。
当然，中方的概念不清并不是美方坚持军事决定论的理由。如果我们要同美方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互动，首先应当强调政治互信，并以它引领军事互信。政治互信是根本性问题，包括对双方各自政治体制的包容与不干涉。军事互信的目的是危机管控，说到底还只能算是技术性问题。前苏联过于相信军事互信的政治效果对其体制垮台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样，美国朝野也有不少人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全场紧逼”的军事态势将迫使中国就范。我们必须吸取前苏联的历史教训。多尼伦提出的是一种狭义的战略互信观，中国必须用广义的战略互信观，即政治互信引领战略互信的总体思路加以回应。在枝节问题上片面作回应，比如网络安全，是不明智的。(作者是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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