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15日，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之女朱燕来正式升任中国银行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虽然大多数中国民众及舆论一向对中共“官二代”与“红二代”没有多少好感，但是对于朱燕来并没有出现过激的言论，评论的焦点多集中在中共官员亲属非富即贵的现象上，与薄熙来、李小琳等相比也无明显的态度倾向。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太子党”都是数量相当庞大的群体，其整体生活水平远高于广大普通民众，从而招致人们的不满，但不得不承认其中亦有佼佼者，正如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为元老习仲勋之子，习近平从上任之日起海内外对其的评价就是褒多于贬。事实上对中国政治制度发展来说，不论是中共官员亲属还是普通公民，都能平等地凭借自身能力和民众期待，参与政治生活和仕途升降，才是中国政治制度的进步。
朱燕来升职引舆论关注
4月12日，中国银行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将委任朱燕来担任该公司副总裁。朱燕来是已卸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之女，15日履新后同时负责公司发展规划部、办公室及人民币业务。自12日公告发布后，该消息就被中国媒体热炒。但是新闻内容均不多，报道也较为中立客观。朱燕来的升职也得到了中国各微博与论坛的关注，网民评论的焦点是对中国“官二代”与“红二代”非富即贵的质疑，其他方面的声音较少。社会舆论和民众对朱燕来升职的反应，与之前出现薄一波之子薄熙来、前总理李鹏子女李小鹏和李小琳时截然不同。
观察人士认为，朱燕来行事一向比较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外界亦很少出现一些负面消息。不仅如此，许多人对朱燕来的为人处事和业务能力持认可态度。据《星岛日报》报道，有知情者表示，“朱燕来为人正义、刚烈、敢言，个性与父亲朱镕基相像，但也有感性的一面。另有认识朱燕来的人，用‘好人’来形容她。”公开资料显示，朱燕来曾出任加拿大约克大学访问学者，并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时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另外，她还有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等外资银行工作的经历。自1997年朱燕来进入中国国企中国银行，职位逐次升迁。从其经历来看，她应当是属于能力过硬和称职的金融界人士。
另外，朱燕来在一些公开讲话中曾提到，“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要空谈，要脚踏实地地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政府应重新检讨自身角色定位，尽快从一些经营性领域退出。”政府应该“在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为大家创造公开竞争环境，而不是自己‘跳进来参与’”。她的这些讲话也赢得了一些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好感。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国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各类矛盾突出，而绝大多数中国“官二代”与“红二代”却是非富即贵、养尊处优，与广大普通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形成鲜明反差，而且经常发表一些刺激性的言论，中国民众和社会舆论一向对这些“后代们”缺乏好感，并且多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多的社会资源和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完全是靠父辈荫庇和照顾。而朱燕来在取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同时向外显露的个人能力，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转变人们对这一群体的看法。
“红二代”中亦有可用之人
“官二代”与“红二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分别指代不同的社会群体。
在一般理解中，“红二代”是指中共打天下的所谓“开国元勋”的后代。而“官二代”则是指中国政府及国家企事部门官员的子女。在社会舆论中，这两个词汇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贬义。其中，“红二代”又被简称为“红后”。“红后”们多认为“红二代”、“太子党”等称号带有贬义，而“红后”则更能体现中共红色后代的正统性、革命性，表述也更为准确。中国学者荣剑曾刊发文章《“红后”的忧患意识与路径依赖》，对红后们进行了较为深入和详细的分析。有学者指出，如果把中共执政前参加革命的、位至省部级高官的后代都算做“红后”，现今他们的数量可能有近5万人。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一方面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上下阶层流动几近停滞，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众对执政党越发不满；另一方面执政人员群体腐化，利益集团剥削和欺压民众，而为数众多的“红二代”与“官二代”们却能够凭借先天与后天的各种独有优势，迅速跃升至社会高层，甚至融入利益集团，成为剥削和专政制度、既得利益格局的坚定守护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自然不会对这些“官二代”或“红二代”们怀有好感，甚至是欲先除之而后快。
近年来，许多中共“红二代”的出位行为或言论也在社会中引起广泛质疑和争议。如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因涉嫌官倒遭到民众和学生反对；胡乔木之子胡石英曾被胡耀邦查出收藏天文数字现金；另有朱德之孙朱国华因犯流氓罪在胡耀邦主持下被判死刑。如今此类“红二代”未必不再违法违纪，但已很少被处罚。尽管如此，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也因严重腐败等违法违纪行为，甚至可能是政治斗争被“双开”。另外，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子李小鹏由商入仕，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垫底，其女李小琳也经常发表一些引起外界争议的言论。观察人士指出，两人在民意舆论中的声誉都不太好。
然而，也有许多中国的“红二代”对父辈抱有很深的印记，对社会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危机痛心疾首。有些“红二代”经常向外界慷慨陈词，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他们这一代的人手中丢掉。他们对于中共和中国的未来也有着特有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习近平、胡德平，以及刘少奇之子刘源和罗青长之子罗援等人也属于此一行列。
事实上，不论是中国的“官二代”还是“红二代”，都是位居中国上层，数量相当庞大的群体。在这些人中自然不乏许多出类拔萃、具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人士。如已故中共领导人习仲勋之子习近平在成为中共一把手后，通过反腐、改作风、促改革、倡法治等行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场的腐化堕落和违法违纪行为，赢得社会各界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较高期待。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是中共首任天津市长俞启威之子，鉴于其家族成员涉及海峡两岸各界，其就任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国家统一。
另外，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他经常发表一些较为尖锐的改革言论，并出版书籍为改革奔走唿喊。胡德平被外界称为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代表，受到社会舆论和许多知识分子的欢迎。
朱燕来、胡德平、习近平等在中共体制内声誉都相对较好，这也表明“红二代”们也并非完全是一无是处和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社会舆论或个人也不宜以偏概全，给予这些红色后代们完全负面的整体评价。
有观点指出，中国政局历来沉闷求稳，改革乏力。习近平等人位居中国领导层或是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建设，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事实上，在习近平等“红二代”上台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改革的破局。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不尽合理、不够完善，也不太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不论是中国的“官二代”还是中共的“红二代”或是“红后”，都更容易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中国社会上层，并占据高位、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中国的现实和背景，也是其不合理和需要改革的方面。不过也不可否认，其中一些人在这些位置上也能够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总的来说，“官二代”与“红二代”非富即贵凸显的则是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不公正，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共执政的非法性。为这些“二代”与广大普通人民群众改革和创制一个同等的竞争环境与选拔机制，是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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