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秘密审查赵紫阳内幕：定罪状30条

　　中共已故前总书记赵紫阳生前录音整理的回忆录《改革历程》，首度披露中共内部就30条问题审查赵紫阳的文件——《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因无法自圆其说，该文件从来未对外公开。

　　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八九民运期间，中共高层内部就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存在重大分歧，赵紫阳等人一直坚持要修订该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而邓小平为首的一派则坚持不肯退让，直到北京实行戒严，赵已被实质夺权后，仍然尽最后的努力，希望力挽狂澜。

　　六四事件后，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李鹏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会据此撤销他的所有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赵促改变“4·26社论”定性

　　李鹏的报告及对赵紫阳审查的结果一直未对外公布，在录音回忆录中，赵紫阳质问：审查3年，既然要结束，为什么公布审查的事实？实际上就是害怕。他又指出，1990年6月21日，处理其专案的审查组长、中共元老王任重把审查他的30条问题文件交给他。赵紫阳说，“这30条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30条作出他们给我的结论。”

 

　　这份首度公开的文件，对1989年5月以后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有详尽描述。其中透露，1989年5月17日下午，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调军队进北京实施戒严后，赵紫阳立即签发辞职信，被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劝阻后，赵于次日（18日）收回辞职信，但他仍然写信给邓小平，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5月19日晚，赵紫阳缺席宣布戒严的大会，他虽已“请假”，但仍未放弃扭转局势的努力。5月21日，他批准全国人大常委党组的建议，致电正在外访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要他提前回国。当日上午，赵紫阳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说，学潮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当日赵紫阳又想“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就在当天，中共元老已经开会，决定以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取代赵紫阳。

　　与邓小平等保守派交锋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后，大批学生上街游行，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学运为“动乱”，即着名的“4·26社论”。赵紫阳4月30日从朝鲜访问回国后，就一直围绕修改“4·26社论”的定性，与邓小平等保守派展开激烈交锋。

　　这份文件又披露，赵紫阳不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4月26日停止《世界经济导报》发行并整顿其编辑部的处理，指摘他“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并当面对江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

　　欲借学潮推动政治改革

　　从文件中可见，赵紫阳曾想借处理学潮为契机，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如5月6日上午，他曾召集主管文宣的胡启立、芮杏文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又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

　　赵紫阳的30条“罪状”

　　节选自赵紫阳：《改革历程》（录音回忆录）

　　（1）1989年（下同）4月15日晚，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向赵紫阳同志汇报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出现的情况，可能在各地发生政治性的游行和集会，有人可能借此闹事，建议中央发个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阳对可能发生的动乱不予重视，认为没有这个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认为事态可能严重发展，在公安系统内部发了个电报，向各地打招唿。

　　（2）在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动乱现象日益明显，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认为事态已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讨论。直到4月23日他出访朝鲜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他开一次会，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联合召开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公然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说反自由化斗争不得人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要挟中央承认错误，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动乱的纲领。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详细报道，并抢先印发，与北京动乱相唿应。4月26日，上海市委责令这期导报停止发行，并决定对报社进行整顿，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赵紫阳访朝回国后，对这一决定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5月2日，他与费孝通等民主党派几位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他说，最好双方体面下台阶，淡化处理，对上海打个招唿，适当让一点。5月11日，他与江泽民等同志谈及《世界经济导报》时又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

　　（4）5月3日，赵紫阳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前，杨尚昆、李鹏、姚依林、李锡铭等同志认为，当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的这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恶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赵的讲话中，应针对动乱制造者提出的政治纲领，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遭到赵的拒绝。

　　（5）4月23日，赵访朝前找鲍彤谈话，要他注意学潮的动向。4月30日赵返回北京，鲍彤立即找赵汇报情况，说4·26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激化了中间状态学生的对立情绪。几天后赵对鲍说，看来4·26社论确有缺点。

　　（6）5月1日，赵向他的秘书李勇问起学潮的情况，当谈到4·27学生游行时，赵说，这说明学生对社论不满，但中央已做出决定，要想改变社论比较难。

　　（7）5月2日下午，赵紫阳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座谈学潮问题。当时中央已明确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方针，赵紫阳本应明确贯彻中央的方针，但会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学生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成是动乱是不合适的，赵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说“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座谈会后，赵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扬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

　　（8）5月3日上午，赵紫阳与扬尚昆同志谈4·26社论问题。谈后赵对他的秘书李勇说，看来改正社论有困难，要慢慢淡化，慢慢转弯子。

　　（9）5月4日上午，赵紫阳口授由鲍彤整理了赵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稿。赵在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擅自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动乱方针完全相违背的讲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是说，有人企图利用学生的行动，当然这是难免的。讲话后，赵亲自交代新华社记者，他的讲话稿要全文照发。这就把他与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讲话发表后，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反映，中央出了两个声音，引起了思想混乱。一些高校又宣布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

　　（10）5月5日上午，赵紫阳同志约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谈话。赵说，对当前学潮，我在亚行年会上讲话有意喊轻分量，现在不要去讨论运动的性质，说实话，一小撮是谁，我们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赵紫阳同志自行决定去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论，赞成赵在亚行年会讲话等意见。在会议结束时，赵说大家讲得好，谢谢。对会上发表的意见表示肯定。

　　（12）在动乱局势更加恶化，有些报刊的宣传报道出现明显错误倾向的情况下，5月6日上午，赵紫阳找胡启立、芮杏文谈话，他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段时间的新闻报道，可以总结一些经验。前段时间控制得严一点，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这次学潮反映出一个问题，人民强烈要求改革，担心改革全面停顿。5月9日，胡启立把赵的讲话整理成要点，并经赵审定同意，向新闻单位传达。5月12日，胡启立、苦杏文同志在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的对话会上作了传达。当时，首都新闻单位已有一千多人签名并上街游行，有的报纸发表了攻击党和政府的文章。传达这次谈话，使宣传舆论更加失控。《人民日报》等许多新闻单位对游行、静坐、绝食等情况进行了大量报道，促使声援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

　　（13）4月21日和5月2日，赵紫阳同志先后两次找杜润生同志谈学潮问题。此后，杜润生同志在科学会堂两次召开有10多人参加的会议，谈了赵的意见，讨论了处理学潮的看法和建议。赵对大家的建议很赞成，并要把这次学潮作为解决若干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的契机。

　　（14）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制止动乱小组的汇报，本应讨论如何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动乱的问题。但赵紫阳却着重谈了许多所谓反腐败的意见。5月10日政治局召闭会议，赵在会上通报了5月8日常委会情况，提出关于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六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并未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

　　（15）在两次会上，几次讨论如何对待非法学生组织问题，赵紫阳同志说，有些地方学生会不能得到多数拥护，可以改选，不要怕改选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当代社会主义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都要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赵紫阳会见了参加座谈会同志并讲了话。他说，这次学生游行闹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新闻。实际上为动乱提供了理论根据，助长了动乱的升级。

　　（17）5月16日下午，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次定。这个讲话发表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标语口号就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等标语口号，充斥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18）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赵紫阳同志提出要向学生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他反复强调，4·26社论是有问题的，但须有一个说法，如果不走这一步，我们这个棋是走不下去的。这个局面转不过来，没有出路。

　　（19）5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赵紫阳同志仍然坚持错误意见，常委多数同志坚决反对，认为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却认为戒严将带来严重后果，表示无法执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会以后，赵紫阳同志不顾常委会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辞职。他要鲍彤为他起草辞职信，经赵签名后立即发出。当受到杨尚昆同志的批评后，赵于次日又收回了辞职信。

　　（21）5月17日的常委会议，是中央对制止动乱做出重大部署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但是赵紫阳同志会后向鲍彤和秘书张岳琦说，下午常委会作了决策，我今天在会上受到尖锐批评，我原来主张对4·26社论的提法松松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评我说，五月四日的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他还对鲍彤说，李鹏同志在会上批评鲍彤有泄密行为。鲍彤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后，立即召开部分人员会议，说有人说他有泄密行为，他将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审查，表示向大家告别。他向少数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赵的主张被否决的信息。

　　（22）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

　　（23）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同志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关于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就透露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动乱的决策。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动员赵紫阳同志参加这个大会，但赵拒绝出席，这就暴露了他同党公开闹分裂的主张。

　　（25）5月19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5月21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鹏同志商量，就个人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

　　（26）5月21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

　　（27）5月21日，赵紫阳还对他的秘书李勇同志说，我想还是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要鲍彤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

　　（28）［编者注：录音遗漏］

　　（29）赵紫阳同志强调，对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曾经受到赵紫阳的赞赏、重用和包庇，其中严家其、陈一咨等人，在这次动乱中成为策划动乱和组织阴谋活动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这些人就潜逃国外，疯狂地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活动。一贯得到赵信任和重用的鲍彤，在宣布戒严以后，与陈一咨等人一起攻击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赵紫阳指出：“以上就是他们经过长期审查以后，认为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所谓事实和证据。这三十条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三十条，得出他们给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