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社长穆青：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新华社记者杨继绳，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见证历史。他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天安门下万头攒动。

　　冯友祥，男，外贸系统干部。浑身是血。大腿上一个大洞，外表直径约三釐米。短裤全被鲜血染红，还在上面结成了血块。大夫要剪开他的短裤，他说，短裤上的血是他爱人的。他爱人叫刘景华，头部受伤，现在不知死活。

　　徐磊，女，航天部三院调度员。腿部受伤。

　　一位干部模样的年轻女伤患一边呻吟，一边骂：“我发誓，今后半辈子要反共产党反到底!”

　　他还想记录，但新的伤患不断抬进来，医务人员十分忙。

　　“一位大夫嫌我妨碍他们，我只好离开。”他写道，“在一个角落的地面上躺着一具尸体，看样子才20多岁，胸部佩着红校徽。”

　　他听见复兴门外大街上枪声还很密集。

　　他赶到阜内大街的人民医院。他看到，这儿的一个大会议室作急诊室，伤患很多，不让记者进入。

　　他问一位大夫这里的死亡人数，大夫不说。

　　“从里面走出一位年轻女护士，见我询问，她拐到没人处对我说，目前死了两个，一男一女。一个打中了心包膜，一个打中了肺，都是20岁左右。”他写道，“女的书包里还装着课本。护士说着哭了，用两手捂着脸跑了。”

　　在这个大会议室门口，他看到几个人用手电筒照着地面，议论着。“我挤进去，看到一个人用小木棍挑着白花花的东西，”他写道，“说这是人的脑浆。”

　　在人民医院门口，他听到一个学生喊：“谁自愿献血？”

　　“他话音刚落，站在门口围观的十多个人同时举手：‘我去!’”他写道，“学生说：‘真是好样儿的!’献血的人排着队进去了。”

　　他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走廊里都是伤患。

　　“有的大声嚎叫：‘给我打一针麻药吧！’其中有两名受伤的防暴员警。”他写道，“几名身上带血的人不让大夫对他们两人治疗，说他们刚才打人太狠。这两位员警无可奈何地呻吟。”

　　“我掏出记者证，对那几个人说：‘他们现在是伤患，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应该为他们治。’”他接着写道，“这几名带血的人还算通情达理，没有阻止。”

　　他穿过复兴门桥，经音乐学院附近胡同回到新华社内。

　　“在各个小胡同里，都有年老的居民们站在家门口。他们神情木然，满脸惊恐、焦虑，低声地议论。”他写道，“整个北京市的人都没有睡觉。”（《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着，特区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22时30分

　　据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一份报告中称：部队在人群面前开了枪。枪声响起，火花四溅，上万名市民意识到是真枪实弹，开始潮水般地退向木墀地桥。退却中，拥挤的人群被自己设的路障阻隔，一些人被踏伤、挤伤。（《中国“六四”真相》，张良，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

　　在北京新华通讯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写道：晚10时半，前线记者来电话：38军先头部队到了木樨地，受到人山人海和各种路障的阻拦，军队终于开枪了。并让我从电话听筒里听枪声。我果然听到了噼噼啪啪的枪声。

　　此后，家住皇亭子和中央电视台的我社职工不断来电话，说：在木樨地一带，军人端着冲锋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扫射，伤亡惨重，仅我社职工家属中就有九人受伤。他们有的是在路边观看的，有的是夜班路过的，没有一人是参与拦堵军车和部队的。

　　听到这些情况，穆青神情痛苦地说：“今夜，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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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一辈子新闻的穆青，晚年碰上了最可怕的新闻。

　　副社长郭超人接着说：“历史将不会忘记这一夜！”（《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张万舒，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

　　在人民大会堂，数万名军队已“准备就绪”。在大会堂西门和西北门，市民和学生们越聚越多。时不时，有砖头和瓦块向大会堂飞。军队按照命令高喊：“暴徒留下，群众闪开！”

　　成群结队的军队，蜂拥冲出大会堂，戒严部队某部上尉干事倪福田写道，军队的“强大的威慑力量使暴徒闻风丧胆”。

　　“我们广大官兵威严地守住人民大会堂的各个门，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在注视着这场特殊的斗争，”他继续写道，“一颗颗跳动的心脏，在接受着血与火的考验。”（“守卫大会堂”，倪福田文，《戒严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血染方向盘”

　　在西长安街永定路和复兴路的交叉路口，从山西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某部军队，受到市民和学生们的拦阻。团汽车连代理排长张震，担任卡车首车驾驶员，带领25台汽车。

　　他一路上遭到袭击，身上12处受伤。“为了保卫党、保卫祖国、保卫首都”，他认为值得付出“血的代价”。他还认为，“部队清场之日”，就是“一小撮制造动乱的傢伙”失败之时。

　　歹徒们煽动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向车队涌来，有的暴徒叫喊：“快动手打呀！砸呀！”还有人叫嚣：“先打掉前头的司机，他们就动弹不了了！”

　　顿时，砖头、石块雨点般的砸在我的车上。驾驶室前面和两侧的四块挡风玻璃全被砸得粉碎。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没有感到惊慌。突然，从左侧飞来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我的左耳根部，当时只觉得两耳轰得一声响，眼前一黑，被打懵了。

　　但是，我的手没有离开方向盘，车还在往前走。一阵阵难忍的剧烈疼痛，伤口的血从头上流到身上。

　　当时，挨着我坐的军务股长陶祥礼同志，探过身来一看，只见我左耳根部有一条大口子……我使劲咬紧牙关，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坚持一步一步地继续向前开进。（张震，《平暴英雄谱》，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血染的征程”

　　在广安门铁路与公路交叉口，一列火车停靠在路口中间，挡住陆军第54集团军前进的道路。这个军是从河南省赶赴北京。少将副政委张堃，和士兵们一起，从火车下面爬了过去。

　　部队一过火车道，暴徒们就在车厢上用砖头往下砸，用木棒和钢筋棍打……前进受阻……官兵们搀扶着伤患，继续往前冲！

　　队伍行至广安门护城河。这里道路狭窄，聚集了上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护城河桥头的街道两侧正在拆建筑物，暴徒们在这里设立了第二道防线。……战士们实在 憋不住了，跪在团长徐乃飞和政委跟前，要求发子弹。……群众与敌人混在一起，一时难以辨清。他和政委含着泪把战士一个个扶起来，坚定地说：“执行命令，不 准开枪！”……

　　我忍着全身疼痛，用我那还不太苍老的嗓门，带领部队高唿“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首都学生”的口号，许多战士的脸上流着血、嘴里流着血，也跟着我高唿。……人群稍向后退了一些，一些群众还鼓起了掌。砸来的石头、砖块也少了些，部队乘势从狭窄的通道中挤了过去。

　　肉体上的痛苦，官兵们咽下了，最使他们感到难受的是被群众误解。部队通过广安门，进入广安门内大街，沿街路障重叠，逼得我们只好从路障两边的小口子通 过。每经过一个胡同口，都是一阵石雨的袭击，都是一阵令人难以容忍的辱駡声。“你们枪口对准谁？”“你们不是人养的！”“保皇狗！”……

　　部队行至南新华街时，遭到了更为勐烈的袭击。也许这里接近广场了，暴徒们准备在这里孤注一掷。一些打着“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旗号的人，煽动起上万名群众，用几十辆汽车、隔离栅栏设置了密集的路障……

　　我只有一个信念，必须尽快率部赶到天安门广场。我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火速向向天安门广场挺进！（张堃，《戒严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

　　在刘家窑到天安公园东口这段道路上，戒严部队某部上尉主力工程师李勃，乘坐在巡逻队的第一辆装甲车322号上。

　　“……人群中飞出雨点般的石块、砖头、瓶子，还有铁钉等硬物，车身被砸得咣当咣当地响。”他写道，“……322号带着累累伤痕，在大街上艰难地行进。”

　　后来，他们成为第一辆开进天安门广场的装甲车。“凌晨一点多钟，戒严指挥部的两位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322号车的人员时，一位首长紧紧握着我的 手，”他接着写道， “高兴地说：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是开进广场的第一辆装甲车，显示了很大的威力，给了一小撮歹徒很大的震慑……”（“第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李勃 文，《戒严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