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久拖不决 中共警惕六四重演

　　又到毕业季，很多留学生都面临去留问题，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愿意留在美国找工作，以便实现美国梦，但也有留学生毕业典礼第二天就回国，留学生群体出现去留两极化的现象。

　　去年金融工程毕业的厉同学至今还没有找到工作，为留在美国，他一边找一家公司挂靠实习身分（OPT），一边准备考金融分析师执照，在美国没有任何收入的他每 月的生活和备考费用全部由家长出资，但为留在美国，还是咬牙坚持，虽然目前考试还没有结果，也没有找到工作，但他依然坚持留在美国。他表示，美国毕竟金融 业的中心，即使能在美国工作几年，回到中国也更好找工作。而他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学姐，已经坚持一年半，但最终因为OPT到期也没有找到工作，只得回国。

　　虽然有人想方设法留下来，但也有人第二天就回国。南加大的留学生徐小姐来自台湾，家境富裕。在美国留学期间，但凡有假期，即使只有一星期，她也必定回台湾， 而且往返只坐商务舱。她表示，非常想念台湾的父母，几乎每天都要跟父母视讯很久，所以也从来不参加同学组织的活动，每天只做「乖乖女」。毕业典礼结束的当 天晚上，她就登上回台湾的飞机。她表示，来美国读书只是父母的意愿，出来镀金而已，而且回台湾不愁找不到工作，给父母打工即可，何必要留在美国？

　　中国大陆来的梁同学也不屑于在美国找工作。她的导师开了一家公司，给了她一个帮忙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助理职位，但她却炒了导师的「鱿鱼」，表示从毕业那天起 她就不干了，而是要和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的妈妈一起去周游美国，然后就回中国，反而让导师措手不及。她表示，父母早就在中国给她找好金融公司的工作，收入 比导师提供的工作高的多，而且社会地位也不能同日而语，并且她想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就什么时候去，所以根本不屑于导师给的助理职位，而且对留在美国根本没兴 趣。

　　很多回国的同学反观自己在美国的求职经历，反而觉得回国更有机会，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陈同学两年前在托伦斯一家日 资企业找到一个助理职位，每小时薪水才十元，而且公司不给办工作签证，无奈回上海老家的他起先在公司做事，后来干脆靠父母在银行业的关系，自己开了一个金 融掮客公司，每年收入超过百万人民币，过起了有房有车的生活。

　　他表示，当年在美国时买件80美元的衣服都觉得很贵，但现在随便一件衣服也要 4000多人民币，「否则穿不出去」，反观自己在美国的经历，他觉得越早回国越好，他甚至后悔去到美国留学，他说，在他留学的那两年，国内的同学们几乎都 发了财，在政府工作的也过上毫无压力，衣食无忧的生活。而自己在美国不但花了那么多钱，找工作、讨生活压力巨大，得不偿失。

　　因此可以说，正是六四事件没有解决的问题被遗留到了现今，而这些问题发展至今天，其严重性、复杂性和解决难度都远非当年可比。

　　中共需警六四重演

　　据客观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已经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此期间，中国历经三次高强度的通货膨胀及持续至今的物价上涨，再加上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价格大幅攀升，普通民众的生存和生活承受较大压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体制内群体却可以享有超国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服务。除此之外，其中一大部分人，尤其是中共红色后代还凭借垄断权力攫取非法利益，并且实现了权力与财富的世袭和垄断，组成盘根错节和与外界相隔绝的利益集团和堡垒。多维新闻此前曾有《中共体制内权力集体世袭 或结成利益堡垒》对此进行较详细论述。

　　有观点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共的态度已经由六四前的不满和唿吁，转化为现今的立场对立和某种程度的对抗。全国各地日益频繁和规模化、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较明显的例证。这表明当前已经产生了六四期间所没有的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新时期新形式六四的发生提供了某种可能。而且，六四发生时社会各界对中共的态度相对比较复杂宽泛，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且经历过多次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中共体制内存在着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许多学生和民众都把希望放在体制内改革派身上。而今，中共体制内高层已经形成了更为一致的集体领导和集体行动，不论是谁在自己岗位都要服从于集体的统一的政治方针和发展规划，单兵突进的改革难以出现。

　　该观点进而认为，体制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中共也基本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种共识便是对执政者中共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只有深层次变革现有政治体制，才是解决当前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问题的根本途径。这种共识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六四事件试探出了中共的底线，也促使民众进一步认清其执政立场、执政本质和执政目的。这对中共来说意味着形同六四后期所面临的执政危机和挑战。在这一挑战下，中共只有“拿刀割自己的肉”般的外科手术，并辅之以制度化的的规制和调理，才有可能从根本消解危机。但是，如果这些已积聚30余年的问题最终仍然不能有效解决，20多年前六四历史重演的可能性无疑将会大增。

　　需要注意一点是，六四后信息技术革命得以进入中国，使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获得迅速发展和普及，由此产生的微博、论坛、新媒体等新兴的信息传播、交流与共享，不仅对冲破中共思想教化和管控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且对中国亿万民众起到了集体思想解放和启蒙的作用，并促进了上述思想共识的形成。较为直接和明显例证就是中共宣传系统遭遇到来自中国社会民间的直接挑战。与此同时，在网络发展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这些人士积极参与各类政治、经济、社会等公共生活，不仅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启蒙，而且一旦六四重演，他们将很快扮演起领袖的角色。这些说法，在近期四川雅安地震后抗震救灾以及官方与民间针对宪政的较量等事件中均得到了体现。

　　由这一观点来看，在当前的中国，“六四”的重演已经具备了多方面的客观条件，或许仅欠一个时机。这一时机可能是一个偶然的政治事件，或许是一次群体性社会事件，又或者是各种偶然因素的汇集。

　　即使是偶发的社会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极有可能很快转化为一场具有政治诉求的政治运动。而且在当前的背景和客观条件下，该运动无疑将会比六四更具有群众性和组织性，而且目标明确，力量集中，对执政者中共造成较为严重冲击，产生较为深远的政治历史影响。

　　中共维稳下可能性较低

　　不过，尽管不断有声音唱衰中共，也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发生新一轮六四的可能性其实很低。而且，即使发生了，也会被中共控制在萌芽阶段。这主要是因为中共对国家机器的强力掌控和维稳力量的制度化。中共不仅仍然牢固控制着笔杆子新闻宣传和枪杆子军队、武警等，而且对通讯和网络动向也保持着强力监控和管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个领域出现稍微大一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敏感的中共监控部门都会立即采取高效有序的连锁反应，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通过公安、检察、司法等国家机构动作实现维稳合法化。

　　由于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近年来中国各地密集发生各种形式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显然说明了这些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但是随即相关部门通过武警、警察维稳、拘押抗议人士、封锁新闻消息、查封网络关键词、官方污蔑宣传等方式，将问题压制化解在极小范围内。发生于2011年的“中国茉莉花革命”曾被海内外寄予新一轮六四的期许，但是在中共高压维稳下，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

　　在八九民运过程中，参与者主要是中国各高校学生。但是当前中国高校学生与当时相比也展现出较大差距。80年代学生被认为比较理想主义，以社会和政治比较热心和敏感。而现今大学生却更物质化和功利化，对政治议题总体上比较冷淡，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将入党、做公务员作为生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发生大的社会运动，高校学生将很难成为主导者角色。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思想界对于中国政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且普遍认识到政治体制与中共自身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对于改革的方法、途径、程度等方面仍然分化较为明显。不仅左右两派争鸣频仍，乃至势同水火，两方内部也出现分化。以右派为例，出现右派、中右、极右等，各方对于人权、法治、权利、权力等方面的侧重和诉求也各不相同。

　　分析人士认为，在六四事件20多年以后，中国的各类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都比当时更为严重。一旦六四重演，也将会造成比之更剧烈的政治历史影响。但是在中共的强力维稳下，历史重演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不过考虑到历史发展的不可预测性，不论其走向如何，对于中国各界来说，都应采取和平方式。民众要避免革命，中共要避免武力，这应当成为中国人底线和共识。在此基础上，即使六四事件得以重演，也将会有更大的可能对中国民众、社会、国家进步起到积极而非消极的作用。而对中共来说，最保险和根本的应对方法就是尽早下决心解决中国各方面尤其是政治体制的严重问题，真正倾注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平反六四也是一个必然和现实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