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到底做了什么 留下一个烂摊子

　　朱镕基批地方政府大量卖地、大量拆迁且置拆迁居民于不顾，说这样下去“威胁中国社会稳定”（1994年6月，《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第一卷第509页）。如今，这问题可比10年前严重多了！拆迁已经成为中国每年约20万起群体事件的最主要原因，又怎样了？不还是“繁荣盛世”么，似乎也没有影响到社会稳定？强力专政工具总比手无寸铁的上访者厉害，多投维稳经费罢了。

　　但，地总是有限的，可供政府卖出价钱的地（不管它是政府怎么强取豪夺拿到手里来的）更是有限的，朱镕基时代政府就大肆卖地，十多年过去，如今卖地更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今后还能再卖多少年？还需要再牺牲多少人的家园、损害多少人的利益？中国政府若只能依靠“土地财政”维持，还算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吗？能通过这样的路径实现不只宏大而且伟大的“中国梦”吗？

　　朱镕基批做假账，说“我这一任政府若做了这一件事情，就是不做假账，那我就死可瞑目了”（2001年12月，《加强舆论监督》，第四卷第291页）。事实更残酷，如今的中国，还有不做假账的企业和不做假账的财务人员吗？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几近全军覆没，不就是因为做假账？可如果我们说这是被“浑水”之类居心叵测的外国人陷害，那调查下我们自己股市上的上市公司看看如何？我们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无论境内境外上市，都是要重新做帐的，其中原因可不仅仅是财务制度不一样那么简单。我们截至2012年底的2494家境内上市公司，能找出几家不做假账的？这还是经过了层层核查、审批的呢，何况那些不上市的！耄耋之年的朱先生该怎么办呢？

　　不得不多说一句：做假账既违法又可恶，但中国之所以假账泛滥，不仅仅是公司领导、财务人员缺乏操守，而是有更深层次原因，并且朱自己对这原因的形成也负有无可推诿的责任。

　　其中之一是政府纵容甚至主导，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不必多说—可朱任总理第一年为了完成8%的增长目标，要求各部门、各地立军令状，所以那年经济增长水分极大，朱是直接责任者；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企业不做假帐就活不下去！因为完全依法依规缴税缴费，几乎没有企业能够活下去——税费负担太高了！笔者调查过数百家企业，这几乎是所有企业都一致认可的。但1994年以后的税收改革，不就是朱镕基主导的吗！他一直主张“集中力量办大事”、主张财力权力都向中央集中。1994年以前，中国的改革大趋势是向地方、向市场放权，但朱镕基担任常务副总理后，利用自己的强势和李鹏的弱势，把改革势头完全扭转了过来。

　　此后，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市场越来越被忽视乃至鄙视；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说，中央权力越来越大、财力越来越雄厚，但地方政府却在经济、财政主导权上被削弱，不得不“跑部钱进”，向中央要特殊政策，向中央要大项目，并更加依赖土地财政。但颇为吊诡的是，朱反市场化、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举措，反而促使地方政府离心力更强，很多地方成为了独立王国，出现了极为普遍的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奇特现象！朱的痛骂不能解决问题，这也算是原因之一。刚刚爆出的安徽副省长倪发科骗了朱镕基不但没被追究责任反而一路高升之类奇闻，恰恰是反讽味十足的形象注脚。

　　朱曾经对建议他降低税赋的专家破口大骂：什么都不懂！我现在规定17%（增值税）才实征7%，若降到10%，那还不连5%都征不到了！——看看他都是什么逻辑？当初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关系到出口退税），我就说，正因为税率太高，企业不偷漏税就活不了，可生存是企业第一位的，所以才“不得不”去做假账、偷漏税；而一旦偷漏税，就不会偷到企业能赚钱、能生存就行，而是能偷多少偷多少，一点不缴还能骗退税最好—正如人一旦堕落就不再有底线约束、破罐子破摔一样。

　　税率17%、实征7%，就把出口退税税率降为7%（实现规定的出口产品零税率），可对于那些守法企业来说，就是含税出口；而对于偷漏税企业来说，却是白赚的利润！这不成了鼓励违法、打击守法了吗？朱的脑子，真不知怎么想的！

　　朱痛骂的很多现象，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所以他的痛骂就成了一种很奇怪的情绪宣泄，而绝对不能解决问题；或者，他也根本没有真想去解决这些问题。打走私不是这样吗？反假账不是这样吗？一方面喊着打私、反假账，一方面自己的政策措施又助长走私、逼着做假账！

　　朱镕基1995年不赞成搞京沪高铁，说“没有钱也没研究透”（1995年11月，《铁路建设要雪中送炭》，第二卷第218页），可他自己在1998年就搞了一大堆项目，有的甚至比京沪高铁投资还大，总投资额更是高达数千亿元（类似2008年后的“四万亿”，那次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有几个是“研究透”了的？当时我曾经去过很多省市调研，黑龙江为了突击花钱（年中才确定项目，9月份资金到位，要求当年度就要完成一半投资）冬天都在做土方施工，纯粹胡闹——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完成当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可这不是官方在通过制度安排强令制造“豆腐渣工程”吗？朱以骂出此语博得掌声，可有多少“豆腐渣工程”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制造出来的？包括他长期主管的众多耗资巨大的技改项目，只强调大投入、高技术、新产品之类硬件，全然不考虑企业体制、市场导向等问题，诞生了“不搞技改是等死，搞技改是找死”的中国特色着名论断，那些早已死翘翘的重点项目，不也是工业领域的“豆腐渣工程”么？——可那是多么巨大的国民财富浪费啊！又让我们的企业、产业发展，错过了多少良机和时间啊！

　　2008年后，我们又这么做了一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从政策目的、可行性研究、项目审批到经费使用，与1998年朱的做法如出一辙，温家宝总理在卸任之时貌似盖棺论定地说“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又保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