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丽•盖瑞特虽多次撰文批评北京面对可能造成严重疫情的禽流感只考虑政权稳定与否，但她也认为，中国政府当年的“抗SARS“策略，确实发挥了效果。
SARS疫情最严重时，中国政府动用军队力量，以七天七夜的时间24小时轮班施工，打造中国人民解放军小汤山非典医院，并从全国各地114家军队医院，徵集1200名医护人员，在佔地122亩的郊区地点，设立了500多间病房（约1000张病床），从2003年5月1日夜晚，开始收治全国各地的SARS病人。
设立传染病医院的时间虽短，但22个病区都有负压供氧气系统、新风换气系统等先进医疗设备。医院营运后近两个多月时间，收治超过680名确诊病例，靠着严格隔离消毒措施，让病患致死率控制在1.2% (8人不治）以下，且1383名医护人员无人被感染。
这个临时性质的隔离医院，2003年6月20日送走最后一批病患后便关闭，虽然完全不符合经济效益，但确实有效纾解疫情蔓延的趋势。
此外，中国政府也广设体温监测站，当时人就在中国的劳丽•盖瑞特估计，每隔50公里距离，就可以看到公安设立的体温检查点，任何疑似感染病例，就会立刻送到定点隔离，且隔离区域严格阻绝外人访视，医疗人员也不得跟外界接触。
以北京来说，体温过高的民众，会立即被送进军方管制的隔离场所、或北京传染病权威──地坛医院。当有医师躲避家中拒绝接受国家徵召，中共中央便颁布法令，让各界配合就范。
根据当年5月的法新社消息，北京政府甚至颁布法令：蓄意散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而危及公共安全，导致个人严重受伤或死亡，或是公共或私有财产重大损失者，可被处以十年徒刑至无期徒刑，或是死刑等。这类“以死相逼”的规定，当时，在国际间也引起极大非议。
盖瑞特回忆当时还笑称，这类高压管理要是在美国就不可能行得通。若政府也在高速公路上如此密集的设立温度监测站，恐怕会激怒不耐烦的司机，拿枪对付工作人员。但在中国，靠着凌驾人权的政府威权，政府即时指挥全国，阻挡SARS的蔓延。
由此可知，中国政府确实有能力靠着“非常”手段，完全扭转SARS等疫病失控的局面，但这却不代表中国比其他国家有资格延误疫情。因为，不幸染上疫疾的民众，人生从此改观、深陷不幸，即使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却终身摆脱不了后遗症的困扰。
感染SARS的症状，虽然类似流行性感冒，但SARS病毒并非攻击人体的免疫系统，让病人因此对肺炎双球菌等病菌失去抵抗力，而是让免疫系统严重错乱，刺激内分泌连锁反应，过度激化病人免疫系统，让人体出现细胞激素风暴（cytokin storm），集中攻击肺部组织，造成严重肺部浸润现象，虽然看似细菌性肺炎，却对抗菌药物没有反应，医护人员因而改以类固醇抑制自体免疫作用。
病毒入侵加上类固醇的副作用，让许多重症患者捡回一命后，必须面对肺功能损伤、骨质疏松、肌肉关节酸痛、髋关节坏死，可能需要改换人工关节、或从此半身不遂、或行动不便，许多病患身体终于康复后，体力大不如前，失去昔日健康活力，也失去了工作能力，忧郁症也悄然降临。
因此，即便中国非常自信能比其他国家更有效率的控制传染病的蔓延，但任何延误，都可能让民众付出昂贵的健康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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