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退位布局，执意提拔“老油条”掌政法

　　在中共十六大上，周永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四川人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省的省委书记又在政治局佔据一席之地而高兴，周永康就奉调进京。令人惊讶的，倒还不是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用，而是被安排担任罗干的副手管政法，被一股脑地安上大批职务：他是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还担任公安部长兼党委书记，武警部队第一政委，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2003年3月温家宝组阁后，他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参加工作几十年，一生交给党安排，60岁的时候进入了中央领导层，同时却成为公安战线的一名“新兵”。

　　何以这么安排？当时许多人纳闷。当罗干以中央政法委书记身份进入政治局常委之时，内部即已经有人推测，罗干到2003年3月即已经干了两届国务委员，不可能连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没有兼任国务委员这种先例，新的领导集体内或许会有一位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出任国务院系统里统辖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等机构的国务委员，但都没有想到这个重担落到周永康头上，更没有想到让他连公安部长也同时兼任！

　　在中共执政史上，以中央领导人身份兼任公安部长已有先例。1959年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后来于1965年被安排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后来他1966年8月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1969年4月又在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还一直兼任公安部长。

 

　　1973年中共十大时，被毛泽东钦点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华国锋，从1975年元月兼任公安部长，后来于1976年2月开始出任国国务院代总理、总理，1976年10月又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才在1977年3月把公安部长职务交给了赵苍壁——在中共执政史上，竟有近半年之久，是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公安部长。

　　但后来的公安部长就没有这麽好的运气了，无论是赵苍壁，还是胡耀邦1985年举荐的阮崇武，以及1987年乔石物色的王芳……都没有前面几位那样高的地位。1988年4月开始，王芳以国务委员身份兼任公安部长，就算是高的了。

　　2003年12月7日，在公安部举行的在京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席的“新老领导交接”大会上，卸任部长贾春旺表示：中央决定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周永康兼任公安主要领导，“体现了中央对公安部工作的更加重视”。

　　为什么要提高公安部长这一职务的规格？

　　其实，在中共高层体制中，国务院一直有几个部的规格很特殊，表面上属于国务院系统，却并不归国务院总理领导，例如国防部，实际上归中央军委领导；公安部则归中央政法委指挥，公安部实际上与中宣部、中组部为同样规格，比国务院其他部门都高了半格。

　　提高公安部长地位，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中国利益调整、社会矛盾增大，兼之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流动增强，使社会治安面临许多新难题，公安部担子十分吃重，需要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法委书记在更高的层级来协调有关各方。但是，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部长，也有在法理上尴尬不通之处。因为政法委管的不止是公安部、国安部，也管司法部，还管法院和检察院。而周永康是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部长，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向他汇报工作时，虽然是向政法委副书记汇报，但他毕竟又是公安部长。中国有学者针砭说：外国公检法是互相独立、制衡的，而中国倒好，法院院长、总检察长，要向公安部长请示汇报！

　　升到千夫所指的靶子上

　　为什么选中周永康接任政法机关首脑、公安部长？有一种解释说，这与他过去长年在石油部门的工作经历有关。

　　很长时间里，中国石油部门管理，实际上是带有军事化色彩。特别是每一个大油田开发期间，都成立所谓“会战指挥部”，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实行的都是准军事化的战时体制管理方式，会战指挥部对所属部门直至每个干部职工的指挥，都是按照部队里那种从上到下的命令指挥，比其它所有经济建设部门都更强调所谓“令下如山倒”。

　　从石油部的历任部长看，李聚奎，余秋里，欧阳毅（军管会主任），宋承志（军管会主任），王星（军管会主任），康世恩，宋振明，唐克，王涛……中间三个军管会主任不用说了，除了后期的唐克在军队待的时间不长、王涛是留苏学者出身之外，其余哪个没有鲜明的军方背景？

　　所以，十六大上新提拔起来的这些政治局委员中，曾指挥过油气田大兵团会战的周永康，比其他委员确实更合适担任政法系统首脑。

　　周永康接掌政法，还有更深的背景，是江泽民为退下之后布局的重要一环：江安排由喜贵执掌中央警卫局，安排郭伯雄和自己的秘书贾廷安控制军队，安排周永康控驭公安系统——三管齐下掌握军警政法，几支武装力量尽在手中。

　　在江泽民眼中，周永康是与由喜贵、贾廷安等人并列的最放心人选。其原因，有传言说周永康与江泽民的夫人有某种亲戚关系，虽然未经証实，但江信任周是毫无疑义的，才违背了周的专业背景优势，甚至违背了其本人的愿望，做了这样的安排。

　　所以，自周永康被从国土资源部部长调任四川省委书记后，即有周永康将会在十六大上更上一层楼的说法从中共内部传到海外，果然，不仅十六大上得到验证，在中共十七大上更得到了最终验证：他成爲九名政治局常委之一。

　　周永康主管政法，虽然是被江泽民提携而登上了自己人生和仕途的顶峰，但是也将自己置于全国人民唾駡的靶子的位置。五年来，虽然中国办成了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多项盛事，击退了无数政治势力的一次次挑战，然而中国公安、司法、城管乃至武警的种种无法无天的行径，激起空前的民怨，最后都归咎于他——尽管中国的维稳大业，是由皇储习近平牵头挂帅，周永康只是第一副手，但人们都知道，习近平正在实习接班阶段，要关注的领域不计其数，对维稳大计方针虽然会过问，但衆多具体的问题，拍板者可都是周永康。

　　大陆法学界人士普遍公认，正是从周永康任公安部部长和政法委书记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急剧倒退，社会治安急剧恶化，严重刑事案率居高不下，黑恶势力横行，人权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说，一次次风波都被周永康有惊无险地度过来，但是到2012年，周永康却在薄熙来、令计划等人的几件大丑闻中，脱不了关系，构成了真正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