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坛60后正部级“第一方阵”

　　今年两会后，随着中央机构调整告一段落，中国省部级正职官员中的“60后”扩容为14人，从而组建成中国政坛“60后第一方阵”的首发阵容。他们作为二十大后最高决策层的主要来源和后备力量，此刻正在经历人生中最重要的执政能力考验和全方位锻炼。分析这个群体样本，不仅能够一窥习李时代的用人思路，也可以预知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在14人中，目前在地方任职政府一把手共有6人，分别是：

　　张庆伟（1961）中央委员、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

　　苏树林（1962）中央委员、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陈敏尔（1960）中央委员、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

　　努尔·白克力（维吾尔族，1961）中央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

　　陆昊（1967）中央委员、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

　　郝鹏（1960）中央候补委员、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

　　相信不久之后其中多数将陆续升任省委书记，踏上从封疆大吏晋升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可或缺的一级台阶。

　　任职地方政协主席的2人，分别是：

　　吉林（1962）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政协主席、政法委书记，

　　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哈萨克族，1962）中央候补委员、新疆自治区政协主席。

　　将60后正部级官员放在省政协主席岗位上，改写了这个位置长期以来作为“政治花瓶”和“干部养老院”的印象标签。

　　中央部委共5人，分别是：

　　鲁炜（1960）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兼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

　　秦宜智（1965）中央候补委员、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陈文清（1960）中纪委副书记，

　　曹广晶（1964）中央候补委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

　　王伟（1960），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

　　其中，鲁炜和秦宜智作为互联网和群团部门60后正部级一把手，最为引人注目。

　　还有1人在外事领域任职，张晓明（1964）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

　　至于3位为人熟知的“60后领跑者”胡春华、孙政才、周强，现已晋升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

　　成长之路多样化

　　盘点这14位现任正部级60后，来自五湖四海，成长路径多样化。从政前有的是科研专家，有的是国企高层，有的是媒体精英、有的是高校政工人员。归纳起来有三种路径最为突出，一是专业领域出人才，来自各行各业中的出类拔萃者，如航天技术专家张庆伟、水利专家曹广晶、石油专家苏树林、高级记者鲁炜、基本法专家张晓明等，从政后有的在熟悉的领域大展拳脚，有的融会贯通切换跑道；二是经济管理出干部，如苏树林、陆昊等皆为“商”而优则仕，国企高层熟悉市场经济规律，转行入仕有利于优化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三是艰苦地区露头角，如郝鹏在西藏砥砺十年后擢升青海省长，新任团中央“掌门人”秦宜智亦在雪域高原工作8年，踩着 “二胡（胡锦涛、胡春华）”的成功足迹而来。

　　而传统上认为盛产高官的所谓“太子党”“团派”和“秘书帮”，并不具明显优势，14人中无人有“太子党”身份，有过共青团任职经历的5人，除陆昊在团中央第一书记位上官拜正部，吉林曾任北京团市委书记，算是打上“团派”烙印外，努尔·白克力、王伟和郝鹏只是在早年当过基层团干部。

　　唯一当过高官秘书的是张晓明，曾辅佐廖晖。

　　总体来看，这些人派系色彩并不明显，这也是在波诡云谲的政坛能够为各方所接受的一种潜在优势，体现了习李时代淡化派系、超越左右、唯才是举的政治均衡术。

　　各有特色的履历

　　根据公开资料，14位60后正部级高官全部出身草根，也无雄厚姻亲关系凭靠，其中不乏贫寒农家子弟，至少在起步阶段无爹可拼只能依靠个人奋斗，他们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中共政治“世袭制”潜规则的偏见。

　　从第一份职业来看，有农民、教师、技术员、法官、民警、团委干事等等，除了张晓明一参加工作就是国务院港澳办机关干部外，每个人都是在最基层起步。最为典型的是鲁炜，他早年干遍了农民、工人、教师、法官、律师、记者等多个行当。天然的草根情结，使他们会更加直观地了解民众疾苦和需求。14人中任现职前有过地方工作经历的高达12人，充分体现了习李时代“宰相必起于州部，勐将必发于卒伍”的用人理念。

　　高学历和高情商是他们的共同特点。60后在求学时正遇上恢复高考，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期间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具有完备的教育经历。绝大多数拥有硕士学历，而社科专业背景如法律、政治、经济等占多数，也代表着现代政治家的素质取向。

　　这批60后正部级高官履历也各有特色，陆昊18岁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 “一二·九”运动50周年座谈会即称“我们大学生不能做改革的旁观者”。鲁炜既有被台湾中央社等外媒评价为“柔性外宣”而广为人知的一面，其实又有在北京市和新华社被公认为是具有霹雳手段的“复杂问题粉碎机”的另一面，甫一上任，网络界即定义他是“难以应付的对手”。

　　机遇亦是不可或缺的晋级要素。大环境上受益于中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的浪潮助推，从个体小环境上每个人都有伯乐，例如苏树林在大庆采油九厂任技术员时获得机会向朱镕基汇报工作，得到高度肯定，从此步入上升“快车道”；陈敏尔在浙江省宣传部长任上不遗余力地宣传贯彻习近平的“八八战略”，亦是其获得赏识的重要机遇。

　　在他们其中，有的曾主导国家重点工程项目，被称为“航天少帅”的张庆伟，曾主持载人航天、绕月工程和大型飞机等重大项目，是第十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曹广晶全程地参与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科研及前期实施规划，主持和领导了三峡二期大坝施工。努尔·白克力36岁履任乌鲁木齐市长，是当时最年轻的省会城市市长，在环境治理方面颇有心得。被港媒称为“工作狂”的张晓明政策研究水平相当高，曾经参与处理香港政改方案、特首选举等重要事务。因此也不难理解，这14人在仕途中几乎都有破格经历，科、处、厅的六个职务层次上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

　　谁能笑到最后？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从60后正部级干部的选拨来看，中共的用人思路即是实践筛人才，把好苗子放到大工程、新项目、急难险、重任务中摔打磨练，多岗位交叉任职，高强度锻造他们处理复杂问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通过大浪淘沙，砥砺真金，既非古代科举以考试定终身，也不是纯西方式依赖选举“以票取人”。

　　从他们目前的任用来看，地方的60后正部级高官几乎都在欠发达地区任职，特别是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的60后正部级高官也未出现在发改委、财政部等“肥缺”岗位上，例如鲁炜接手王晨兼任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时，被外媒称为捧上了一个“烫手山芋”，在网络管理重要性和复杂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起用政坛“新生代”去管理这个新生事物，亦不失为一种开放创新的用人思路。

　　诚然，大器早成的另一面是他们将更早更多地面对各种诱惑和考验，大浪淘沙的筛选过程仍未结束。近期，任中纪委副书记仅6个月的王伟突然转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排名甚至在副部级副主任之后，这样的蹊跷安排侧面证实了其因涉某重要案件而降职保级的传闻，成为首位出事的60后正部级高官。少年得志者，面对的环境既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险恶，又有春风得意、众星捧月的“软刀子”捧杀和各种“糖衣炮弹”，有人如履薄冰洁身自好，有人踌躇满志气势如虹。谁能笑到最后，谁会止步于此，谁会半途出局——未来仍是一场竞争激烈的“淘汰赛”。

　　现在这14位60后正部级高官作为“第一方阵”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共高层正努力建立有秩序且稳妥的权力代际更迭，他们中肯定有佼佼者通过重重考验，成为中国复兴航程的掌舵人。而未来越来越多的60后将走上省部级岗位，这是自然规律亦是历史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