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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7月25日,中共官媒新华网发布新闻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经依法指定管辖,25日已由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在同一时间,新华网还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薄熙来受审 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不仅提及封建色彩浓厚的“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古语,而且表示,唯有令出一门,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不畏退、不彷徨,方能不偏不倚。
党媒强调:地方必须服从中央
新华网有关薄熙来被提起公诉的新闻发表于25日10时整,文章表示,“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予以数罪并罚。”该新闻迅即被海内外各大媒体转发并置于头条。
而在当日上午10时15分,新闻网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则网评:《薄熙来受审 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文章开头便引述了一句封建忠君色彩浓厚的诗句“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该文继续讲道,“走过封建制,为君王一人之愚忠虽已成过去时,但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服从中央领导,为官者不生私念、不谋私利、不专私权,仍是岿然不动之时代主流。”“不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制度创新,还是社会繁荣发展,唯有令出一门,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不畏退、不彷徨,方能不偏不倚。”观察人士对此解读为,尽管文章对愚忠进行了有限度的批评,但是显然不仅没有否定这种愚忠,其主题思想仍然是要求地方强化对中央的服从和忠心。
不仅如此,文章还强调在大政方针上、在领导干部任免上,地方政府必须维护中央的权威,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决定,这事关领导干部的觉悟,事关国家前进的旗帜。中国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维护中央的权威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小局要服从大局,唯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分析人士认为,至此,文章立意坚定和明确的表态十分鲜明地表达了地方必须服从中央的观点。事实上,这也被认为是中共在中国得以执政60余年所依赖的政治传统和制度性优势。而在当前中共已然因腐败、官僚化、贫富差距和官民矛盾等问题面临较为严重的执政危机的背景下,如果出现地方与中央对抗的苗头而得不得遏制,则会对中共的执政地位造成极为严峻的挑战。
党媒狠批薄熙来搞“独立王国”
新华网这篇文章即对此有所暗示。
文章表示,“许多问题官员被揪出之后,我们常常会看到新闻还原他时,会讲述其当政时勤政爱民的一面”,“一些地方主政官虽说是‘封疆大吏’”,“领导干部当然能起作用,但不宜夸大,其作用的发挥,必须时刻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点,不谋私利,方能长久屹立不倒”。观察人士也从这些话语中推测出,这些文字所称“问题官员”、“封疆大吏”、“领导干部”即是指向薄熙来。
可以说,这篇文章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薄熙来之所以会被“重判”的根本原因,不报君恩、不为君死,不服中央,挑战中央,此罪不载于中国法律条文之上,是法外之罪,在中共高层看来却是罪大恶极,其罪当诛!
回到整个薄熙来事件的原点,作为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外界眼中的“太子党”,薄熙来凭借着父辈的声望、资源,自己数十年的从政经验,以及其个人性格中锋芒毕露、难容异端的性格,多年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的政治策略,最终将重庆这个位处西南边陲的直辖市风风火火地搞成了引领中国政治潮流数年的典型。如果说这种经营在其他地方大员自身看来属于分内之事,理所应当,那在薄熙来眼里就是另一番景象,他已将重庆变为自己囊中之物,大有建立“独立王国”的动作。
以薄熙来在重庆主导的“唱红运动”为例,虽然在中共对于民众的教育方式和观念里,进行革命主义教育,例如播放爱国影片、学唱红歌一直是重要一项,但是薄熙来以其高调、张扬的作风在重庆进行的“唱红运动”,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外界认为是借此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甚至有挑战中央政府核心地位的可能性。红歌在重庆也变成了一种基于个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传造势。其机会主义的方式凸显出薄熙来在大力推行这一举措时不求红色的革命纯粹性,但求红色的政治宣传效果,中央完全可以借此将薄划入“野心家”的队列之中,同时这也让薄熙来产生了一种“中央奈我何”的错觉。
薄熙来案或系中共新的路线斗争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王立军事件”突发引起中共政坛地震后,在记者会上,薄熙来近乎畅所欲言,谈及了王立军事件、自己在十八大上的前途以及自己的儿子——被曝频频出入夜店的薄瓜瓜,他甚至还对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其中,被外界最多解读的是,当时有记者质疑,为何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至今还没有去过重庆?薄熙来称,胡锦涛非常重视重庆,并在2007年提出重要部署,而自己领导的重庆就是这样跟着做,并表示自己相信胡锦涛最终会去重庆视察的。当时外界有分析称,薄熙来作为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以这种方式对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提出要求,让胡很尴尬。
更有分析人士一针见血指出,“这是在逼宫吗?
假设此后胡锦涛因为某种原因去重庆进行视察,外界怎样看待胡、薄二人的关系?如果胡锦涛继续秉持立场,不去重庆,外界又会如何看待?”这种事情按照中共的传统只会在私下进行协商,而不会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作出近乎于“逼迫”的邀请,“薄熙来如此表示,将胡锦涛置于何种境地?”该分析人士继续补充道。
因为薄熙来在重庆所发动的“唱红打黑”运动极具毛泽东“文革”色彩,而被众多外界人士认为是毛泽东左式“文革”路线回归,获得体制内外诸多认可和支持。即使是薄熙来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罪被提起公诉,其本人仍然得到来自体制内带有某种政治意味的和体制外近乎无条件的盲目支持,继续作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并且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运作以及部分人士造成一定的干预和干扰。中共中央一向引以为豪的中央权威地位和形象亦随之受损。
感受到地方对中共中央的近乎挑衅式的动作后以及可以猜测的后果后,中共中央迅速统一了意见。在2012年“两会”结束近一个月内,《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共喉舌,在舆论受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影响和谣传困扰,中国出现思想混乱之际,频频发出唿吁,要求党内统一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路线原则上立场坚定”。李源潮、张德江、俞正声、汪洋等中共大员更是在短时间内纷纷表态,向中央靠拢。
在2012年“两会”结束后的总理记者会上,作为中国政府首脑,温家宝在自己最后一次的两会后记者会上大谈“文革”,被认为将矛头直指薄熙来,而“文革”在中国政治语境中被认为充满了政治符号,其主要操控者被中国官方认为是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并且被定性为“路线斗争”。因此可以说,也许从那时起,中共高层就已经把薄熙来事件暗中定性为“路线斗争”了。而且,正是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后在百余位记者面前的“逼宫”,使得这场原不为外界所明确知晓的路线斗争被公开化和尖锐化。
在中共的传统思维里,一直遵从的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政治思想,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已经极少提到“路线斗争”四字了,可是在薄案发生后,从高层到媒体都在强调要“在路线原则上立场坚定”,因此也被外界认为,或许从一开始,在中共高层的眼中,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他其实是意图在重庆另立山头,大搞独立王国,推行错误路线,兴唱红打黑“文革”遗风,甚至有对抗中央、篡党夺权之可能。而这恰恰是中央层面所不能容忍的,但是由于这些内容不能见于书面,昭之于众,因此就通过种种方式对外释放信号,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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