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信号传出 北戴河今夏写出怎样的历史？

　　

　　自1954年起，渤海之滨疗养胜地北戴河几乎每年夏季都成为中国最高领导层聚会磋商的首选之地，今年亦不例外。德语媒体相信，今夏的北戴河又会传出新故事。

　　59年前盛夏的一个清晨，毛泽东登上北戴河莲花峰观日出，中国现代史上从此有了一个“夏都”—距北京280公里的海滨度假胜地—北戴河。从那时起，每年夏季，中国最高层通常都要北戴河聚会，确定下一阶段的大政方针。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是新领导层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引起人们更多关注。8月16日一期的《世界报》在“政治”栏目上发表一篇文章，以1954年的北戴河会议上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的史实为参照，猜测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会撰写何样历史：

　　“近60年后的今天，中国党如何看待基本人权这一政治大难题又摆上了议事日程。改革派人士要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其统治权置于已经四次修改的宪法规定的原则之下。北京的领导层却仍然依循斯大林的思路，将宪法仅视为使自己权力合法化的工具。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到‘新公民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许志永，所有将宪法置于党的决策之上、唿吁法治的人都成了异议人士，锒铛入狱。从外部唿吁党展开宪法讨论的改革者都遭到孤立。中国领导人在此次北戴河闭门会议上迄今未就此直接表态。但是，党报已发表针对改革人士的长篇大论。……《人民日报》便在其网页上强调，要求宪政和自由化，是要削弱现行制度，就像当年的苏维埃政权被推翻那样，推翻党的领导。……去年12月，习近平曾以纪念1982年版宪法执行30年为契机公开要求，依宪治国，依宪治政，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无权肆意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然而，这一段讲话在他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讲话摘要中却消失不见了。习在讲话摘要中要求绝对服从党章，但非宪法。

　　“不过，从北戴河也传来矛盾的信号。党的最高监察机构—政法委本周三宣布，将努力实现法治保障，杜绝错判和徇私枉法。……该机构的前负责人周永康2007至2012年是最有权势的9人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是迫害异议人士的决策人。无数的政治任意判决要记在他的账上。不清楚的是，习为首的党的新领导层是否会在反腐进军中也将周作为目标，从而发出一个新的改革信号。或者，新领导层会进一步强化对政治异议人士的压制？北戴河的海滩上将又一次写下历史”。

　　民主化需要时间

　　随着埃及沦入乱局，关于“阿拉伯之春”是否有助于民主化的争议加剧。8月16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发文，联系到中国的例子指出，民主化需要耐心和时间：

　　“在某些国家，民主化并未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获长足进展，例如，‘阿拉伯之春’便陷入停滞，这一事实再度证明，民主化需要时间。第三世界的民主制一般情况下不如西方民主制那样自由， 而在西方，民主制也只是在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才得以巩固。因此，从标准的理想状态出发去评判新的民主制国家，这并不明智。其实，西方民主制国家满足这一标准还是不久前的事情。……最后，还存在着数量颇大的威权主义政权，它们尚未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波及。毫无疑问，这一情况的最佳例子便是中国。该国是否能实现民主化将决定性地影响全球民主化的未来。但是，正如中国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中国尚未采取民主化步骤，这一事实并不说明，中国人民不接受民主价值观。鉴于人民对民主制的愿望和实际存在的民主制水平之间的差距特别巨大，中国成为一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