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按道理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但是

　　2011年9月，我在重庆和当时那里的一把手见过。那时候，他正在向中国权力的巅峰前进，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线曙光。

　　尽管不能这样搭配词组，我还是要说，这是个风流倜傥的官员。长相俊朗，反应机敏，谈吐文雅，举手投足间，颇有领袖气质。

　　说实在话，在中国的官员中，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

　　他自己，也是以一个政治家的形象来展示自己。而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政治家是稀缺品。

　　听说，他在重庆非常努力，办公室的灯常常彻夜长明。所以，晚上在饭桌上，我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你是我的偶像。

　　当然，多少是为了找补我下午对他的不敬。

　　下午是一个座谈会。一把手从北京开会回来，据说下飞机后还去视察了一个地方，风尘仆仆进的会场，很谦恭地和在座的老同志打招唿寒暄。有人很有点献媚地说，昨晚看了红歌表演，真的不错，只是有的还不够专业。一把手反应很快，立即说，不专业就对了，这才显示是群众的业余演出。

 

　　真是聪明的回答。

　　出席这个座谈会的，除了我以外，大都是体制内的官员和学者。记得有前中组部长张全景，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还有温铁军、李希光、程恩富、崔之元、苏伟、房宁等人。他们说了很多赞扬重庆的话，这也可以理解，在那个场合。

　　一把手很认真地听，不时插几句风趣幽默的话。

　　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也是唯一一个说了不中听的话的。

　　记得我主要说了这样几条：一是说，群众是分层次的，一部分群众因为收入增加，住上了廉租房和公租房而满意的时候，也许另一部分群众为不能畅所欲言甚至不能开口表达而不满意。

　　二是说，我刚刚从美国回来，美国学者说，重庆打黑打了1000多亿财产，不知道哪里去了。

　　三是说唱红。我说，我看了红歌会，很多并不能算红歌，例如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小提琴协奏《花儿与少年》等，为什么要强调红歌概念呢？为什么要强调跟着毛泽东走呢？我说，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毛泽东是分水岭之一，左派认为毛泽东仍然是千古伟人，而右派则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唱红歌的结果是使许多赞成重庆其他做法的人站到对立面去。

　　一把手脸色有点不好看，因为他的脸色本来就黑，我真的没看出来，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他把椅子挪动了一下，更加正面地朝向我，一脸凝重。

　　但是，他只回应了我的最后一条。他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

　　晚上吃饭时，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端着酒杯来找我，说，我们知道你是好意，但是，我们不怕那些议论。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怕是不怕，但是很不满意。

　　据说，当时在场的有的记者汗都出来了，而一把手则质问秘书长，这个姓周的是干什么的，谁请他来的？

　　也许一把手真的不知道，重庆市委办公厅给我打电话时，说的是领导想请你到重庆来参加一个座谈会，可以主要谈党群关系。

　　那个时候，重庆有意识地约请一些也许持不同看法的人来参观，希望尽可能多的人为他们说话，起码是站台。有一个较为知名的学者，一向是给人以偏右形象的，一次碰到我，悄声说，我到了重庆，那儿搞得真不错。我说，那你写篇文章？他连连摆手：那我被骂死。

　　不过，他的话，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所以，当有机会到重庆去时，我没有犹豫，缩短了在美国的访问，到了重庆。

　　在这次座谈会上，一把手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李庄案。他说：按道理说，我不应该整李庄，我知道他是傅洋和郑小虎的人，傅洋和郑小虎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尤其是郑小虎，文革中我们住一个牢房，我个子大，吃不饱，郑小虎把自己的粮食省下来给我吃。但是，我不管这些，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从重庆回北京后，很多人问我对那个聚光灯下的人印象如何，我一般是这样回答：这是一个想做事情的人，这是一个极聪明的人，这是一个缺少民主与法制精神的人，这是一个追求个人崇拜的人。

　　看到了聪明，没有看到智慧。当然，智慧这东西，很多人是没有的。

　　真的智慧，是要对历史有透彻的理解，知道哪条路是走过的不通路，因而选择更加合理的路线。不能大张旗鼓地重走错路，更不能高举着一面旗帜其实夹带了许多不属于这面旗帜的私货。

　　当然，除了智慧，还有品格，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我在重庆时写了四篇《雾都日记》，曾经很隐晦地提到了这一点，是这么写的：

　　“重庆的带头大哥们，他们为重庆人民殚精竭虑，也取得了斐然成绩，心到底怎样？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为人民做事的仆人呢还是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我说的是心而不是口，口上的话，谁都会说。

　　这才是关键。

　　一晃，两年过去了。

　　这两年里，围绕这座西南城市，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就不必多说了。

　　日历翻到了2013年的8月22日。济南。

　　一场大戏开演了。 主角是谁很清楚，还是一把手。他的演技如何，见仁见智。在我看来，还是印证了这个判断，聪明，缺少智慧。

　　也许，最高当局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想法，就是以贪腐和滥用职权的罪名为主来审判，就是这两个罪名所涵盖的内容，也是斟酌过的。斟酌的结果，是忽略许多不容易上台面的罪行。

　　但是，“聪明”的一把手从来是不甘寂寞的，也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他要占据制高点，掌握话语权。以他的聪明和口才，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确实赢得了喝彩。

　　但是静下来想，这叫做智慧吗？中国有句老话，语多必失，或者说，祸从口出，他的滔滔宏论，其中不知卖出了多少破绽。

　　其实，早在去年三月两会期间，一把手在记者会上，用两个“一派胡言”回敬了那些传言，但是，明白人都知道，那些传言很多是真的，可叹的是，明白人很多。这个时候，低调一点不是更好？

　　聪明的人以为可以一下子反击得手，智慧的人要多想想退路。

　　这次审判的高潮出现在最后，一个“暗恋”，一个“如胶似漆”问题的性质悄悄转移到了儿女私情上。分析起来看，暗恋，是王立军承认的，如胶似漆，是一把手感受到的。

　　退一万步说，就算此说无懈可击，观众们起码看到了一把手很难被称作一个“男儿”，聪明的人会选择路径，平常时也许不会走错，但是老祖宗留下一句“慌不择路”，是适用于许多人的，慌乱时需要大智慧应对。

　　一把手显然是慌了，尽管不少人认为他表现可圈可点，但是我不这么看。为了跳过眼前的水塘，他先说自己出轨，再说属下暗恋自己的太太，进而说属下和自己的太太如胶似漆。这实际上是掉进了更大的一个深渊。

　　仔细分析，暗恋和如胶似漆不在一个层面上，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暗恋其他人，但是不能和其他人如胶似漆。再加上他后面说的：

　　“3号楼是在市委大院里我的家，包括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领导也没有不敲门就到我家里来，我家里又不是大杂院，实际上王立军能随便来，那实际上是他们俩的一种极特殊的关系，我烦透了。”

　　难怪有网友把一张他和太太参加民族活动时戴花帽子的一张照片染成了绿帽子。这是他自己戴上的。

　　这完全没有了政治家的风度，把责任推到了自己的夫人、下属和朋友身上，因为想摆脱一个麻烦，用尽心机结果陷入一个更大的麻烦。

　　历史将怎样记录这样一个人？家族将怎样回忆这样一个人？朋友们将怎样评价这样一个人？

　　可以说，这是小聪明制造的大问题。

　　正如中纪委的一个官员所说：

　　“多年来力图将自己打造成政治家的薄熙来，却以力辩自己并未涉嫌贪腐的被告角色而落幕。229页的庭审实录证明，过于注重仪表和谈吐的薄熙来，展现于世人的最后定位：既不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悲剧英雄。”

　　某位一把手的老友，看过庭审后这样评价：作为一个具有贾宝玉或者哈姆雷特的内在性格和气质的人物，却硬要扮演毛泽东或者凯撒大帝的角色，怎么能不演出一场既可悲又可笑之闹剧呢？

　　这两段评论，都是中肯的。

　　这次庭审，堪称世纪审判。不只是说开创性以及被告人的级别影响力，还有复杂性。被告人的罪状未能全面展现，贪腐和滥用职权中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因素，严肃审判中又添加了一抹桃色，在庭审之前之中和之后，被告人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很坚定，等等。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主角的面目更加清晰了，原来的面纱已经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