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救了？是谁让梦鸽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李某某等涉嫌强奸案从2月份发酵至今，持续半年，热度不减。作为被告李某某的监护人，梦鸽放下红色明星、部队歌唱家的尊严，发布声明、反诉、上访，走进长枪短炮的包围圈，代替独子站在第一线。但是，她的每一句辩解都成了护短的证明。9月9日，梦鸽接受了《南都周刊》的专访时，她再度讲述自己的立场：“作为母亲， 为孩子做什么都不为过。”再次表达了她“虽千万人吾往之”的决心。

　　我们再回头看看梦鸽方面说过的话，最开始说“自己的儿子还是未成年人，所以希望得到媒体和公众的宽容。”这话一出马上遭到质疑和骂声。之后李某某的律师又声明“媒体有义务爱护和保护大半生为人民群众带来歌声和欢笑的老艺术家们。”这一回更是连人民网都坐不住了，出来发文“媒体无义务保护老艺术家及其涉犯罪子女”，直到现在梦鸽的这句“作为母亲，为孩子做什么都不为过。”一路走来，她期望用“未成年人”、“人民老艺术家”、“母亲”的身份唤取同情，为儿子争得一个“嫖客”的身份。

　　从“孩子很单纯，是被同学引入了歧途”到“我儿子犯了错误，但内心干净”；从“儿子没错，错的是社会环境”到“法官都失足，何况孩子？”。梦鸽的习惯性推卸和从不反省，让人觉得她的母爱几近偏执，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任何不利的指控、证据，包括公检法，她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孩子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圈套，甚至包括不止一个的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但综观舆情，从“辞退律师”、“公安部信访”、“律师隔空对骂”等一系列闹剧。可以说梦鸽已经成功“抢镜”其子成了舆论的主角。梦鸽固然有发声的权利和申辩的自由，但舆论的主流不在自己一边。发生轮奸或涉嫌轮奸的案件，人们的情感本来就倾向受害者一方。何况本案，嫌疑人一方涉及明星，受害方更显得“弱势”，主流舆论显然不会向李某某倾斜。这种情况下，梦鸽应该学会适度沉默，给舆论理性和自凈的空间。而梦鸽“不抛弃、不放弃”的种种努力，看上去更像是一条不归路。

　　梦鸽跟唐慧的区别

　　梦鸽在该访谈中还说“我不是唐慧，不会上访和闹访，我是文明反映情况。”这一回还真说对了。唐慧与梦鸽真不一样，一个是默默无闻的草根百姓，一是个名满天下的将军夫人；一个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个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一个是被害者亲人，而另一个则是涉嫌轮奸者家属。如果说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为孩子而极尽所能的挣扎。

　　唐慧是一个悲情人物。因女儿被迫卖淫不断上访，又因不断上访被处以劳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唐慧和儿女屡次受到伤害。唐慧的悲情源于弱小和无助，梦鸽悲情源于强大和溺爱，殊途同归。唐慧弱小到不能保护自己和女儿，只有靠曝光事件真相，以求得公众的同情、支持和关注。而梦鸽有着各种强大的社会资源，她希望能够给儿子翻案，用嫖娼替代强奸。

　　仅从人的天性而论，两个母亲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她们护犊都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残酷的现实在反复提醒人们：只有离权力和金钱越近，才更容易得到所谓的公平与正义。这或许就是草根与权贵最大的差别。

　　梦鸽的逻辑错误

　　梦鸽在谈及被害人时说：“没有一个母亲，会把自己孩子推到火坑里。你们只考虑受害人的身心，但为什么不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如果将来能很好地培养，他们还能为社会做贡献。但杨某某能为社会带来什么？”请问什么是换位思考？什么是将心比心？你的孩子是父母生的，别人的呢？可惜李某某家境显赫，从小家境让他没有机会去感受，当一个小人物遭遇司法不公时的凄凉之态。

　　梦鸽的这种不一致还有多处。比如：梦鸽不满于儿子以及家庭隐私的过度曝光，却在指控杨女士时毫不顾及后者的隐私与处境；她一方面指责酒吧向未成年人推销酒精，另一方面却无视自己长期以来放任未成年的孩子无证驾驶甚至醉驾、出入酒吧；梦鸽坚定地认为杨女士就是“敲诈”、“炒作”、“干预司法”，否则怎么会在案发后两日才报警。但她却无视自己在案发6个月后才对她认为的“卖淫嫖娼”、“敲诈勒索”进行报警控告。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之一，莫不过到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境界，仍在那里不撞南墙不回头，仍在那里掩耳盗铃。正因为如此，梦鸽的不屈不挠，颇令人油然而生莫名“钦佩”。在如此情形下，梦鸽依然护孩子，就不是母爱，而是宠爱的母害。相比之下，另外四个被告的辩护人做有罪辩护，客观上分析，或许是这四个孩子的家长对孩子的真爱。这种真爱，在于教会了孩子学会真诚，即使在犯罪情况下，也要坦诚心理，依法行事，为争得法庭的宽容，减轻法律的处罚，这实质上这是明智的。

　　梦鸽为何越错越远？

　　从2011年李某某的打人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到现在的轮奸事件，公众能看到李天一的变化有二：一、改名李冠丰；二、行为越来越恶劣。人们根本没有发现李双江梦鸽对孩子严加管教的迹象，相反地，从梦鸽对儿子一次又一次的“赞扬”中，我们只感受到父母对孩子无边的溺爱和袒护。

　　跟美国的“虎妈”一样，梦鸽也极爱自己的儿子，然而梦鸽采取的是另一种极端的方式，那就是无原则地袒护孩子，不分是非地为孩子的行为辩护，认为孩子永远是对的，错永远在别人，错永远在社会。梦鸽把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发生，更多归结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孩子的交友不慎。甚至不惜拉上海的四位法官“垫背”，都不愿承认自己孩子该承担的责任。

　　梦鸽不遗余力为儿子辩护，哪怕是“白天出庭，晚上登台”，这都是其权利，然而却受到公众一边倒的质疑，甚至是冷嘲热讽。李家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的地步，说什么做什么大家都不相信，什么招数儿使出来都不管用，越做越错。在汹涌鼎沸的舆论面前，李家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只是给公众树立了一个新靶子，让已经对此案产生相当“审丑疲劳”的公众找到新的槽点。

　　无论从之前的肇事打人案还是如今的强奸案，李天一需要的是拯救，而不是袒护，而拯救并非是拯救它脱离牢狱之灾，而是拯救他的内心，拯救他的道德。一个社会应该理性大于情绪，应该法庭高于舆论，应该文明高于野蛮。假如我们都能够这样平心静气的去思考的话则梦鸽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担忧，担忧儿子得不到公正的审判。当然无论犯罪嫌疑人做了什么，他们都有权得到最公平公正的审判，包括不受舆论和其它任何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