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中国问题自由投稿作者、北京的中国投资战略跨国顾问公司前雇员、伦敦英国政府中英贸易政策雇员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日本《外交官》网站发表文章说，中共每届党代表大会的三中全会极其重要。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宣布开放中国经济；1993年的14届三中全会，朱镕基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届三中全会都是中国经济改革引人注目的转折点。
即将来临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可望宣布的主要议题，包括户口制度改革；农村城镇化；财政政策；金融改革；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等。除了这些议题，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是否会像邓小平和朱镕基等前辈那样，宣布类似的改革政纲，并且按照邓、朱的方式展示连贯的、能取得系统性变革的措施呢？然而，一系列零碎的建议回避了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与面临的庞大挑战相比，这些建议奖毫无效力。
很不幸，有明显的理由相信，当今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不再具有其前辈那样的能力提出大胆的系统性改革措施。看来中共最关注的是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浮现的重大失衡，既得利益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削弱了中共的改革能力。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机制在广泛的改革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近几年来，人民强烈感受到，中共已经无力取得改革初期的成就。许多评论者把过去10年视为失去的10年。他们指出，缺乏重大的改革，正是一系列问题越来越恶化的根本原因。
对改革缺乏效力的解释之一是，一些人所说的“稳定陷阱”。这些人认为，中共全神贯注于维稳能力，把掌握权力看得高于一切。这使中共过分谨小慎微，唯恐现状失控，不可能作出其前辈那样的大胆决策。中共越来越官僚化、帮派化，以致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常常要经历长时间的痛苦谈判才能达成共识。在中国迅速变化的状况中，中共已经失去对人民新需求的果断反应能力。结果由于无法解决的问题加剧了社会紧张，实际上使中国面临更大的不稳定风险。过去10年中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但却经常不能取得进展。
这暗示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政策实施受阻。尤其中国最有权势，而且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大型国营企业和中共本身的地方各级干部。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制高点被大型国企控制。这些旧经济模式的企业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执掌国企权力网络的官员现在是中共坚定的捍卫者。
即使中共平衡了经济，创造了更加具有生机的私营企业，它们也无法从市场脱颖而出，进入关键性的金融、土地等行业。因为那需要克服大型国企的迎头狙击。如果中共的措施不足以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经济和其未来发展结构，将被越来越缺乏效率，毫无竞争力的庞大国企拖垮。中共新领导层是否能够控制这样一个庞大势力，而且也愿意减少党对战略经济领域的直接控制，对判断他们是否实施实质性改革至关重要。
中国旧经济增长模式的另一个最大受益者，就是地方官员。他们不仅习惯于把推动危险的经济增长，作为评判自己能力的唯一标准，而且也把它作为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由于地方干部必须站在推行平衡经济的新改革措施的前列和中心，他们会有强烈的动机拖慢、瓦解这些措施。加强省级官员的施政能力，比只考察经济增长成本更重要。北京需要采取措施减少地方党官员的贪污，以新的激励驱使他们按照新的方式工作。
中共即使重新恢复改革雄心，也将面临许多严重挑战。新领导层必须在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显示他们既愿意也能够抛弃过去10年极度的小心谨慎，不仅拿出大胆的改革路线图，展示系统改革的雄心；而且更关键的是，通过与权势利益集团的较量，确保改革计划实际贯彻。这些集团一定会拼尽全力捍卫自己的利益。
只有把全面深入改革全国的国营经济体系写入最终文件，即将来临的三中全会才可以说取得了成功。如果中共新领导层做到了，未来几年时事评论员才会把这次会议和以前的相提并论。如果他们做不到，日益增加的风险将使中国面临经济停滞、社会不稳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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