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四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于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由于当前正处于十八大权力更替之后的一周年之际，所以，针对三中全会，人们有不少期待，各种改革预测也纷纷出笼。要预判此次三中全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改革方案，我们需要先理解这是一场什么样的会议。
在中国每天都有无数的会议召开。但与国家大政方针相关的关键会议，大致可以区分成三种。一种是政府部门的会议，一种是民意机构的会议，一种是党务会议。过去十年中，中国最重要的一些政策，基本都是由最高一级的政府部门也即国务院直接推出，比如2003年的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04年的取消农业税、2008年的四万亿救市计划。民意机构或许也会对其中的某些政策做合法性确认，比如2004年3月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包含取消农业税在内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的表决。
而党务会议，特别是每年一度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最大的作用在于解决人事问题。中央全会也会在体制问题上，做出一些原则性的决定，但很少会有具体的改革方案出台。过去十年中，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决定》之后的指导，都是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很少涉及具体政策改革。本次三中全会最后将通过的某项决定，想必也是如此。
所以，有鉴于此，针对目前比较流行的几项意见，我们大致可以有个判断。
首先，因《华尔街日报》报道而名声大震的刘鹤，不可能在此次党务会议上发挥太大作用。虽然据《华尔街日报》消息，习近平亲口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但我们知道，刘鹤是宏观经济的专业人才，他最重要的职务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的直接上司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他处理的是具体的宏观经济问题。而本次党务会议，要解决全局性问题，刘鹤即便参与其中，也只能是在宏观经济的方向上有所贡献。本次党务会议的讨论文稿，实际上，应该是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之下，由一个跨部门的临时机构执笔完成。
其次，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383方案”，也即“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方案，更不可能与三中全会有什么关系。国务院系统有多家智囊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务院研究室，这是一家国务院直属机构。其副主任石刚，从今年七月开始，兼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如果要出台什么政策，必然要有研究室的调研与论证。除研究室之外，归国务院领导的智囊机构还有中科院、社科院、国家行政学院，以及名字里面顶着“国务院”三个字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但他们只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会接受咨询，但无权参与决策。
如果社科院发布一份报告，我们会认为这将代表中共中央意志吗？显然不可能。回顾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前的一些报告，比如2012年2月27日，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提出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建议，当时还遭左派学者杜建国闹场，惹出不小风波。此报告进入政策层面了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再说了，三中全会是一次党务会议，党务系统本身也有众多智囊机构，为何要舍近求远，去推行国务院系统的边缘智囊机构的一项计划呢？“383方案”之所以最近大红大紫，或许与刊登它的某家强势媒体的引导有关。
以下我们进入本文的正题，本次三中全会，真的会做全面深化改革吗？
我们现在对于三中全会最可靠的信息，来自于中央政治局在8月27日和10月29日两次会议之后的会议简报。10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告诉我们，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作为一个民间的作者或读者，我们显然不属于他们的“党内外一定范围”。但我们通过此信息也可知道，11月12日，当三中全会结束之际，最核心的一步应该会是全体与会人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如果我们要预判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那么关键谜团在于“若干问题”四个字。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哪些“若干问题”值得提高到“全面深化”的程度？中央政治局的判断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在我眼中，如果真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以下五点是绕不过去的。第一，意识形态问题：姓资姓社？邓小平一句不争论，可以延缓问题的爆发，但不能取消问题。第二，经济问题：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第三，制度问题：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在地方债高度积压，财税面临重新调配的关头，此问题十分关键。第四，社会问题：是否放开户籍与人口政策？第五，政治问题：要不要落实宪政？
所有的改革不会从天而降，根据十八大以来近一年的观察，我们知道中央办公厅曾在今年四月份对内发布过一个“九号文件”，其中提及当前政权所面临的第一个危险，就是“西方宪政民主”。所以，本次三中全会，在政治问题上肯定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改革动作。第四项社会问题，涉及具体而细微的政策变化，将来必然会通过政府层面来推动，也不是党务会议能解决的问题。第三项制度问题，也涉及细致的行政事务，即便党务会议有所涉及，也是大方向性的指导，不可能有具体政策出台。本次三中全会，如果要触碰近三十年来所积累的关键问题，那么只能是对意识形态问题和经济问题下手了。
从今年以来的各项政策来看，确实有重启姓资姓社争论的可能，而国务院快速通过上海自贸区方案，简化公司资本登记制度，确实有进行经济改革的意向。但我们细致阅读最近几个政治局会议的文本，丝毫看不到在这两大问题上的突破。
中共中央眼中的“若干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只有耐心等待了。对于三中全会的改革，我们不知道会改什么，但大致知道不会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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